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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圈百科 阅读 8 2023-05-30 17: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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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1日,随着红二方面军抵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平峰镇),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从1934年10月开始的万里长征圆满结束了。

不过长征是胜利了,但数万红军在贫穷落后的黄土高原怎么生活下去,这是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妥善解决,这些好不容易从长征中保存下来的精锐兵力,可能就会面临因饥饿、寒冷、疾病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为此,党中央当时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比如临时向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借了些钱,采购了一些过冬物资;比如国内不少民主人士听说了陕北的紧急情况,也通过各种渠道向陕北捐钱、捐物资。除此之外,还曾通过开采石油矿产来缓解经济压力。

1936年10月末,许德珩等北大教授听说毛主席在陕北生活困难后,趁着一辆卡车到陕北的机会,临时去市场购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10多根火腿,偷偷运到了陕北。毛主席收到后在同年11月2日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收到惠赠各物,衷心感谢,不胜荣幸...”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又专门对许德珩表示感谢,还通过蔡畅回赠了一卷延安生产的手工制呢子。

毛泽民巧妙拆运80万美元巨款,破解中央财政危机,被誉为红色财魁

▲1956年5月,毛泽东与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先生(右二)

但话说回来,靠国内民主人士捐款终究是杯水车薪,靠张学良等更不是长久之计,靠自己开采石油和矿产赚钱,似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苏联共产国际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稻草”——一笔约8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

不过问题是,钱怎么到手呢?首先,那些钱都是美钞,在陕北不能直接用;其次,那些钱都是直接送到上海,从上海转运到陕北不知道要穿过多少道国民党封锁线,还极有可能遭遇抢劫,万一发生意外得不偿失。

怎么办?最后有一个人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

在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前,首先了解一下这位了不起的经济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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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

一、“红色财魁”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是毛家的第二个儿子,比毛泽东小了约3岁。

跟兄长毛泽东截然不同的是,毛泽民从小非常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极少与父亲发生言语顶撞,早早的娶妻生子;虽然智商上可能不如兄长毛泽东,但却有着非常平易近人的忠厚性格,人缘也极好。

如果说毛泽东是适合在前方冲锋陷阵的将领,那么毛泽民便是那个永远守在后方的人。在兄长奔波革命事业的时候,毛泽民在韶山主动承担起了长子的责任。

他白天和父亲一起下田种地,干得一手漂亮的农活,晚上则在煤油灯下帮父亲记账,掌握了双手打算盘的本领。他用心打理着那份并不算丰厚的家产,照顾着双亲,免除了毛泽东的所有后顾之忧,他曾是毛泽东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毛泽民时曾动情地说:“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去读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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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右一)与毛泽民(左一)

1920年春节后,当时毛父、毛母都已经因病去世,毛泽东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斗争,因非常需要人帮忙,于是就把在老家种地的毛泽民带到了长沙。俗话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兄弟俩一起抛家舍业,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牛羊,开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革命事业。

初到长沙,毛泽民能干什么呢?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因为毛泽民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理家,常年的农耕、经商让他养成了举轻若重,巨细无遗的做事风格,于是一到长沙,毛泽东便安排他做了一师附小的庶务,负责管理学校的经费和食堂的伙食。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眼光是非常精准的。毛泽民就是个做后勤和财务的天才,极其富有经济头脑。他从一师附小的庶务出发,一路越做越大,越做越专业,从当初的“庄稼汉”一路成长为党在财政条线上的著名干将,被后人誉为“红色财魁”。

毛泽民1922年入党,1923年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1925年出任上海的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建立了全国的发行网络,当时甚至在巴黎、香港都有代售点;1927年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31年11月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长征开始后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抵达陕北后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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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

二、委以重任

1935年秋,红军抵达陕北后,面临着在黄土高原求生存的艰辛局面。10月,陕北已经开始下雪,红军战士们却还穿着单衣单裤,保安的房子也很少,只有窑洞。数万红军急缺各种军用物资,以及棉衣棉裤等生活物资。

十万火急,要解决这些问题,身为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当仁不让,接手了这个重任。

首先,他用红十五军团徐海东部慷慨解囊的珍贵的五千大洋,派了两组人员去关中采购棉花和布匹。他亲自给组员培训,告诉他们如何化装逃过国民党的封锁,如何说话才会不引起特务的注意。他说,对待国民党部队官兵,要充分发挥他们看待钱财重于信仰的特点,多在“金钱”上下功夫,还把这种方法总结成了“收买与教育”。

其次,他派人接手了陕北安定和永坪的两个有名的煤矿,迅速恢复了煤炭生产,确保红军战士们能有一个温暖的冬季。但实际上,他自己为了节约暖气,冬天窑洞里却不生火,有警卫员心疼首长,曾偷偷给他烧了热炕,他发现后立刻命令把火灭掉,在严冷的冬季,依然还穿着草鞋。

再次,为了帮助红军在陕北扎根,毛泽民又想到了曾在中央苏区实践过的“老法子”——矿产开发。陕北有石油,这是汉代班固就记载过的事实。于是毛泽民亲自带队,建立起了延安石油厂,通过大约半年时间,让石油厂初步恢复了生产活力,为中央在陕北的财政工作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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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石油厂旧址

但与此同时,陕北中央的财政情况依然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并且在国民党的多重封锁下,生活物资已经十分紧缺,就连毛主席也连块怀表都没有,因此发生了文章开头北大教授们捐怀表的美谈。

幸好,他们及时得到了苏联共产国际上的援助。1937年初春,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共产国际向陕北中共中央捐助了约80万美元的款项。

共产国际的这笔钱,对当时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用?当时上海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想要在这里将一笔如此巨大的款项,兑换、转运,同时还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谈何容易?经办人一方面要有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同时还要懂金融,而且得政治素质过关。

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大弟毛泽民。除了他,放眼整个苏区,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于是,毛泽东亲自找到毛泽民谈话,委以重任。对此,毛泽民当然绝对服从,况且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本来就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于是,毛泽民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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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烈士纪念馆现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29号,图为毛泽民雕像。

三、巧妙拆运巨款

当时党中央给毛泽民配了一个5人的班子,除了他自己,还有他的老搭档,时任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以及他的夫人,时任国民经济部会计科科长的钱希均,还有时任西北银行绥德分行行长的任楚轩,以及叶剑英的夫人,时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的危拱之,都是党的忠诚卫士。

一个好汉三个帮,组建好团队后,工作便正式展开了。从上海取钱并运走,毛泽民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做一个“合法”的途径,即在西安开个钱庄,通过钱庄办业务,分批次将钱从上海打到西安,再在西安采购物资,最后分批运送到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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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

但形势所逼,他们第一步就碰到了“硬石头”。

一抵达西安后,毛泽民便以《西京文化日报》发行科长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开办钱庄的申请,但很不幸的是,同西安有关部门交涉了多次后都失败了,无奈之下,为节约时间,毛泽民立刻决定放弃开钱庄的方法,转而直接去上海,之后再想其他秘密渠道把钱运走。

4月下旬,他们几人先后抵达了上海。一到上海,头等大事便是取得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于是毛泽民化名周彬,对外称是上海某纸行的老板,钱希钧是老板娘,任楚轩是经理,钱之光则是职员。

与此同时,毛泽民租下了徐汇区愚园路的一处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和钱希钧两人住在这里,既符合他们的公开的富商假身份,也可以充当转运款项的中转站。

考虑到诺大一个洋房仅两个人住,似乎不符合常理,于是毛泽民让钱希钧专门从浙江诸暨老家接来了19岁的侄女钱宛正,表面上是洋房的佣人,实际充当地下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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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希钧

“表面工作”做足之后,毛泽民正式开始了转钱操作,总共分为三步:取钱、兑换、转运。

首先,他一个人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那里取出美元,为不引起旁人怀疑,他只用一个小包每次拿一小部分,拿到后便藏在愚园路洋房内,为了保密,具体的藏匿位置,除了毛泽民夫妇,哪怕是团队里另外三个人也一无所知。

如此一笔一笔秘密转运,毛泽民丝毫不敢轻举妄动,期间,其他人则若无其事地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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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

等80万美元全部取出后,毛泽民开始了第二步:货币兑换,当时他主要采取了三种兑换方式:将美元直接兑换法币、将美元兑换成西安银行的汇票、将美元兑换成国民政府的公债和股票。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第一种,可以直接用,但毛泽民担心如此直接兑换,会因为数额太大而招来特务怀疑,届时不仅是钱财尽失,就连他们六人的生命也会危在旦夕。

为万无一失,他放弃了这个便捷途径,不厌其烦地多手操作,来来回回无数次,才终于将80万美元巨款全部转换成了法币、汇票、公债、股票等不同形式的货币,然后全部藏匿在愚园路住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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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

第二步兑换完成之后,毛泽民开始了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将钱运到西安,这一步主要由钱之光、钱希钧、任楚轩、危拱之四人来完成。

怎么运?最快的方式当然是直接通过银行转钱,但道理一样,如此巨大的转账数额必然会引起特务的注意,毛泽民不敢冒险。

他决定,将其中一部分法币通过银行直接转到西安,剩下的部分,则通过最原始的方式——由他们四个人自己“背”回西安,速度是慢了不少,但在当下却是最保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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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和叶剑英

他们分成两组,钱之光和任楚轩是第一组,化作富商和随从,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钱希钧和危拱之是第二组,扮作军官太太和富商太太,在箱子的上层放衣服、化妆品和紧俏商品,给人一种“跑单帮”的假象,在皮箱下面的暗层里全铺满钞票,然后坐高级包厢从上海直达西安。

虽然都是坐火车,但他们从不在一个包厢,两组分开行动,见面装作互不认识,每个人谨记自己的职责。

火车一抵达西安站,他们一下车,便有毛泽民提前联系的两辆小车专门接,将他们四人直接拉到西安的红军联络处,交给提前指定的接管人员,由此就算顺利完成任务。

之后,这笔钱由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工作人员,根据陕北的需要,在西安当地购买所需的军用及生活物资,最后秘密送到陕北的毛主席和红军战士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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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七贤庄1号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原是西安红军联络处

这项工作,他们足足做了四个多月,从1937年4月一直持续到8月底。

期间爆发了“七七事变”,北平、天津很快相继沦陷,也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昔日的十里洋场——大上海,瞬间战火纷飞,风声鹤唳。

唯一幸运的是,他们的钱款转运工作在此时接近了尾声,1937年8月底,所有款项被全部顺利转到了西安的红军联络处,之后毛泽民安排钱希钧等四人乘坐李克农的车,从上海到南京,又坐船去武汉,最后从武汉回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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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转运工作后,毛泽民在西安与战友合影。

而与此同时毛泽民则一直留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物资的抢运工作,一直忙碌到1937年年底,才谎称是记者惊险地登上火车,逃离了上海,在1938年到来之前,顺利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此时,全国抗战的烈火已经在熊熊燃烧,毛泽民冒着生命危险,用智慧和勇气抢运的这80万美元巨款,不仅及时化解了陕北中央十分紧张的财政危机,同时也间接助力将中国抗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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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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