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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报后台2”公众号。

[提要]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关键词]宋代；祈雨信俗；生物祈雨；画龙祈雨；以身祈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政治生态下的官员身后待遇研究”（17CZS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红兵，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宋史。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2期

宋代祈雨活动十分频繁，祈雨方式复杂多样，形成“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或乗舆亲祷，或分遣朝臣”[1]（P.237）之举措。齐德舜在考察宋代“蜥蜴祈雨法”时指出“祈雨活动在宋代变得愈加流行和规范，晚近中国社会的祈雨法在宋代几乎全部出现”，[2]皮庆生则将宋代祈雨法分为“传统礼制规定下的祈雨法、官颁祈雨法、道教祈雨法、佛教祈雨法、民间杂法”，[3]但是有关宋代特殊祈雨法的文化内涵的探讨尚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在补论刑白鹅、沉虎头和投鲫鱼三种“生物祈雨”法基础上，着重对宋代祈雨活动中的“画龙祈雨”和“以身祈雨”两种特殊祈雨信俗给予初步探讨，冀望揭示宋代“三教合流”背景下“画龙”与“以身”祈雨的文化意蕴以及人们对降雨现象的认知概况。

一、宋代“生物祈雨”法

祈雨信俗起源自神农时代，有所谓“求雨之法，始自神农氏”之说。彼时的祈雨法为“水掩骼埋胔以待天泽”，[4]（P.471）其后祭祀祈雨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传统的祈雨方式。魏晋迄唐，传统祭祀祈雨信俗逐渐受到佛道文化的影响，祈雨方法日益复杂多样，至宋代官方祈雨活动中常常是多种祈雨法杂融混用，其中祭祀祈雨具有政治仪礼的特性而成为其他祈雨法的仪礼基础。宋代官方在整合传统祭祀祈雨礼典时，尝试将一些特殊的祈雨方法礼法化，祈雨文化在宋代获得了极大发展，其中以动物作为祈雨物象成为特殊的祈雨信俗。宋代生物祈雨法主要是以特殊的动物作为祈雨物象，包括蜥蜴、白鹅、蝎虎和鲫鱼等与龙或水有关的动物。其中，前述齐德舜《宋代蜥蜴祈雨法研究》一文对宋代“蜥蜴祈雨”和“祭龙祈雨”两种祈雨信俗讨论精详，[2]此处仅对文献见载的宋代刑白鹅祈雨、沉虎头祈雨和投鲫鱼祈雨等三种“生物祈雨”法给予初步探讨。

（一）宰鹅祈雨法

熙宁十年三月辛酉神宗“分命辅臣祈雨于郊庙社稷”，[5]（P.6883）不久“内出蜥蜴祈雨法，试之果验，诏附宰鹅祈雨法颁行之”，[5]（P.6894）反映出“宰鹅祈雨法”是与“蜥蜴祈雨法”配合使用，是宋代官颁祈雨法之一。“画龙祈雨法”仪式云“设皂旛，刎鹅颈，取血置槃中，杨枝洒水龙上”，[6]（P.2500）反映出“画龙祈雨”仪式中亦有“宰鹅祈雨”的特殊行为。苏轼有诗云“长笑蛇医一寸腹，衔水吐雹何时足。苍鹅无罪亦可怜，斩颈横盘不敢哭。岂知泉下有猪龙，卧枕雷车踏阴轴。前年太守为旱请，雨点随人如撒菽”，[7]（P.325）诗中“蛇医”即蜥蜴。苏轼在对“蜥蜴吐雨”和“斩鹅祈雨”给予否定后，指出了科学的“求雨”方式——利用脚踏水车汲引泉水，即诗中所谓“卧枕雷车踏阴轴”。[7]（P.325）施元之注称“祈雨法刑白鹅，景徳、皇祐中，诏以其法颁下诸道。又《志林》云‘鹅能警盗，亦能却蛇’，又有祈雨厄，悲夫”，[7]（P.325）注文表明“刑白鹅祈雨”在宋真宗景德、仁宗皇祐年间一度施行过，熙宁十年颁布“蜥蜴祈雨法”时亦曾“诏附宰鹅祈雨法后颁行”。[1]（P.238）宋代以降人们在传录苏轼诗文时对“宰鹅祈雨”颇有言及，元代《韵府群玉》列有“祈雨割鹅”词条，称“赵宋祈雨雪法，择灵祠为坛，取白鹅割鸿盛血，并鹅奠之，为日俱于坛前瘗之”。[8]（P.207）明代镏绩《霏雪录》中有“祈雨法有刑白鹅者”①之言，《明一统志》载广州府东筦县宝山有石瓮飞瀑，“岁旱，居民刑白鹅祷雨于此”[9]（P.665），表明“刑白鹅祈雨”信俗在宋代以降社会中偶见施用。

（二）虎头祈雨法

苏轼诗文中除了“宰鹅祈雨法”外，还有一种“虎头祈雨法”。晁补之《鸡肋集》载“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敎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10]（P.59）。文中未详晁氏所言“虎头”是何物，此事亦见载于《坡门酬唱集》中，但是均未载录“虎头”祈雨的具体方法。熙宁年间京师按照古法用蜥蜴祈雨，“开封府准堂剳责坊巷寺观祈雨甚急，而不能尽得蜥蜴，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者也。小儿更其语曰：‘寃苦寃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11]（P.864）。据此推测苏轼书信里的“虎头祈雨法”之“虎”当为“蝎虎”。值得关注的是，苏轼笔下的“虎头祈雨法”在李氏朝鲜王朝官方祈雨活动中频繁施用，《朝鲜王朝实录》有关“沉虎头”祈雨的记载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初。宋代的“沉虎头”祈雨礼俗与蜥蜴祈雨、画龙祈雨都成为李氏朝鲜王朝常用的官方祈雨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祈雨信俗对李氏朝鲜祈雨信俗文化的深远影响。

（三）鲫鱼祈雨法

在宋代各种“生物祈雨”法中，除了蜥蜴、白鹅、虎头祈雨法外，用鲜活鲫鱼祈雨则是南宋特殊的祈雨法之一。南宋鲫鱼祈雨信俗与佛道信俗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佛祖统纪》载称高宗时期“大旱，诏道法师祈雨，师呪四鲜鲫投诸江，雨大洽”。[12]（P.1245）《补续高僧传》中载有南宋时期鲫鱼祈雨事例，“绍兴五年大旱，诏师入内祈雨。结坛作法，以四金瓶各盛鲜鲫，噀水默祝，遣四急足投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悦，赐金钵”。[13]（P.260）佛道人众利用鲜活鲫鱼进行祈雨，其文化意蕴大概取用“鲫鱼”乃“即雨”之意，或源自唐玄宗开元年间“画龙刻鱼”祈雨应验故事。

二、宋代“画龙祈雨”法

南北朝以来，社会离乱之下佛教、道教争相发展，传统中国的龙神信仰在佛道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出官方威仪化和民间世俗化。宋代以前祭祀祈雨活动常常凭借龙的“物象”进行，汉代刘歆称“致雨具作土龙。龙见者辄有风雨，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14]（P.294）其中，塑造土龙、木龙、金龙等物象进行祈雨是常态现象，如《六臣文选》注称“土龙、泥人并祈雨之物也”，[15]（P.797）高诱亦称“云从龙，故致雨也”，[14]（P.294）反映的是宋代以前人们将“龙”作为祈雨物象的普遍认知。龙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人们不能直接向龙祈雨，只能间接通过龙的物象进行祈雨。宋代在继续凭籍塑龙、雕龙、绘龙和蜥蜴祈雨基础上，创造性地颁布了“画龙祈雨法”。“画龙祈雨”指画师等人在特殊的载体上模绘腾云驾雾的古龙，相应人员拿着“画龙”参与祈雨活动。在宋代画龙的载体多为特殊的纸，便于焚烧或投入水中以达到“化龙”致雨的意蕴。

（一）“画龙祈雨”的文化渊源

传说魏武帝曹操曾游览青溪，“见一赤龙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弗兴图之”，曹弗兴受命所绘“龙画”被官方收藏，《古画录》云“弗兴之笔，代不复传，秘阁之内一龙而已”。南朝宋文帝时“累月亢旱，祈祷无应，乃取弗兴画龙置于水上，应时畜水成雾，经旬霶霈。其所画流落人间，至今相传”，[16]（P.214）表明“画龙祈雨”始自南朝刘宋时期。庾信《和李司录喜雨》诗中有“临河沉璧玉，夹道画龙媒”句，倪璠注称“此云画龙为媒，亦土龙致雨之义”，[14]（P.294）从中可见“画龙祈雨”的文化意蕴。历史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画龙祈雨”活动应当始自唐玄宗时期，开元十九年七月少府监冯绍正奏“自夏以来，时稍微旱。昨令臣画龙刻鱼，圣躬亲用祈祷”，请求将“画龙刻鱼”祈雨之事“宣付史馆，以阐皇猷”，玄宗认为“编之青史，良有愧焉”。[17]（P.261）此次“画龙刻鱼”包含“画龙祈雨”和“刻鱼祈雨”两种特殊祈雨法，其中“刻鱼”中的“鱼”当为前述之鲫鱼，寓意为“画龙即雨”。《酉阳杂俎》亦载“相传黎干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18]（P.88）所谓“涂龙祈雨”当为“画龙祈雨”。《金石史》载有唐代不空禅师“画龙祈雨”灵验故事，称“值大旱，京兆尹萧昕请致雨，空呪画龙投曲江。白龙尺许，振鳞出水亘天。昕鞭马疾驱，奔及十歩，暴雨骤至”[19]（P.556）。“暴雨骤至”并非真是“画龙祈雨”所致，却从一侧面发映出“画龙祈雨”在唐代以降官私祈雨中扮演着一定角色。此外，后唐同光三年五月曾勑“时雨尚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闭坊门，依法画龙，置水祈请”。[20]（P.1623-1624）同光三年“画龙祈雨”所依据的“法”未详是何种“画龙”之法。从晚近历史的视角看，后唐时期能够使用的“依法画龙”当是唐代“画龙刻鱼”祈雨法，这种“画龙祈雨”法在宋代成为重要的官颁祈雨法之一。

（二）“画龙祈雨”的宋代实践

“画龙祈雨”成为官颁诏令并进入政治实践是在宋真宗时期。景德三年五月丙辰，朝廷“诏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镂板颁下”，[21]（P.714）“画龙祈雨法”的颁行当与真宗时期道教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景德三年“画龙祈雨法”诏令见诸文献传录，其中《宋大诏令集》卷151《颁画龙祈雨法〈景德三年五月丙辰〉》所载诏令文字最为详实：

雩荣之祭，礼经其存。禳禬之文，祠令攸载。朕顷居储贰，兼治王几。虞十雨之有愆，致千箱之失望。预防农害，常访异闻。或云画龙以祠，其术甚著，屡罔骄亢。尝事祷祈，灵感遄臻，嘉来应。宜颁县，以祐蒸黎。庶消旱暵之灾，用慰忧勤之念。其画龙祈雨法，令付有司，宜令雕印颁下。[22]（P.563）

诏令以真宗“罪己”的口吻检讨“无雨而旱”问题，将“画龙祈雨”视为“预防农害”和“以祐蒸黎”的“异闻”采择施用。“或云画龙以祠”反映出“画龙祈雨法”并非开元年间冯氏“画龙刻鱼”祈雨法，当是真宗君臣听取“异闻”中道教祈雨法，“令付有司，宜令雕印颁下”表明“画龙祈雨法”进入了政治实践。

景德三年颁布“画龙祈雨法”的实践情况，尚见载于杨亿《代中书请依诏颁行画龙祈雨法状》一文中，“状”文节录如下：

博访弭灾之术，期臻阜俗之方。或稍属于亢阳，即徧走于群祀。恭修禳禬，荐获感通……式颁明诏，诞告庶邦……伏请付有司雕印，颁行天下。[23]（P.579-580）

从杨亿“状”文核心内容来看，所谓“中书请依诏颁行画龙祈雨法”当是德三年颁布“画龙祈雨法”诏令后，朝臣们奏请依“诏”施行之事，反映出“画龙祈雨法”在景德三年五月经历了从礼法拟定到祈雨实践的政治过程。

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官颁祈雨法，景德三年“画龙祈雨法”见载于《山堂考索》、《文献通考》和《宋史》三种文献中，仪注文字基本相同。其法如下：

择潭洞或湫泺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帅耆老斋洁。先以酒脯告社令讫，筑方坛三级，髙二尺，阔一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界以白绳。坛上植竹枝，张画龙。其图以缣素，上画黑鱼，左顾，环以天鼋十星。中为白龙，吐云黑色。下画水波，有龟，左顾，吐黑气如线。和金银朱丹，饰龙形。又设皂旛，刎鹅颈，取血置槃中。杨枝洒水龙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豭，取画龙投水中。[6]（P.2500）

上引仪注中未能载明“龙画”的来源问题。坛上竹枝所张“画龙”是宫中旧藏名人画作仿品，抑或是皇帝诏令画师新画之作，未见文献详载。其中“刎鹅颈，取血置槃中”说明“画龙祈雨法”是与“宰鹅祈雨法”一起施用。“画龙祈雨”仪式的最后环节，是“俟雨足”之后“取画龙投水中”以示“龙已化去”，画“龙”在化龙的过程中给人间带来了丰沛降雨。

景德三年官颁“画龙祈雨法”，在南宋祈雨活动中依然参酌施用。乾道四年八月大旱，江阴军缴到了皇祐二年《祈雨雪法》，礼官以为“委是年深，均虑损坠不存”，建议“将江阴军缴到皇祐二年《祭龙祈雨雪法》，内添入绘画龙等样制，从礼部行下临安府镂板，用黄纸印造成册……颁降诸州、府、军、监、县等如法收掌。遇愆雨雪，严洁依法祈求”。[24]（P.560）其“画龙法”如下：

取新净绢五尺，横界为三节。于下节画水，水有波岸。水中画龟，左顾，口吐黑气，初如线刑，引至二三寸，渐大，散作黑白云。又于中节画龙，龙色随日干，庚、辛日画作白龙，壬、癸日画作黑龙。若取张僧繇画盘龙样，尤佳也。龙口吐黑白气成云，黑色宜多。又于上节画天，用朱砂点十黑为天元龟星形，星中画黑鱼，亦左顾，勿令用鬣太分明，亦勿令与龙所吐云气相接。其龙以金、银、朱砂和黄丹作色饰之，极令鲜明。[24]（P.561）

上引“画龙祈雨法”比景德三年“画龙祈雨法”更具礼法仪式，不仅根据日期分画白龙或黑龙，还涉及取用张僧繇“画龙”问题，是文献所见宋代“画龙祈雨法”最为详实完备的一种记录。此次在皇祐二年“祭龙祈雨”法中增入“画龙”祈雨法是礼部官员的建议，但是文献中未见皇祐二年施用“画龙祈雨”的记载。据《宋会要辑稿》载礼部奏言，“按皇祐颁降祈雨雪法册无绘画龙等，惟广德军元解发印造到，内有绘画样制，至今年深，虑致损坠。乞于昨来祭龙祈雨雪内添入绘画龙等样制，从本部下临安府镂板，以黄纸如法印造成册”[24]（P.962）表明皇祐二年颁行祭龙祈雨法时，广德军印造有“画龙”的“绘画样制”，这一“绘画样制”成为南宋乾道四年“画龙祈雨法”画龙的模板。此后，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画龙祈雨法”，[25]（P.686）反映出“画龙祈雨法”不仅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官颁祈雨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画龙祈雨”的政治实践。

（三）“画龙祈雨”的文化影响

在古代众多的“以龙祈雨”法中，“画龙祈雨”因其简便易行且具备政治威仪而成为其他祈雨活动的重要内容。“画龙祈雨”就是张挂龙画进行祈雨，需要画师预先绘好特殊龙画，甚至是临摹宫中御藏名家龙画作品。因此，不仅“画龙”成为唐宋时期祈雨活动的重要内容，“画龙祈雨”在宋代以降的祈雨信俗文化中亦有着深远影响。

第一，“画龙祈雨”信俗加深了人们对龙雨关系的想象。“画龙祈雨”意蕴源自龙画中烟雾、雷电的云雨境像，所谓“画龙则贵目生威，朱须激水，鳞介藏烟，爪牙伏利。点其晴则当飞去之，于水则起云雷，尽其妙也”[26]（P.61-62）。古代典型的龙画如前述曹弗兴和张僧鲧两人画作，张僧鲧龙画在乾道四年“画龙祈雨法”中被视为“若取张僧繇画盘龙样尤佳也”。《宣和画谱》称“僧繇画龙，点睛则闻雷电，破壁飞去。道子画龙，则鳞甲飞动，毎天雨则烟雾生”，[27]（P.249）表达的是画龙与云雨的关系。《吟窗杂录》载“苏州昆山惠聚寺僧繇画龙，每因风雨，龙或腾趠波塘，有伤禾苗，乡人患之。僧繇乃尽鍊鏁之，仍画一钉钉鏁”，[28]（P.1289）此说意在凸显张僧鲧“画龙”的“逼真效果”，但是类似这样的“画龙”因飞升而降雨人间，给世人留下了“画龙祈雨”的想象意境和信俗空间。

第二，“画龙祈雨”信俗加深了人们对降雨现象的认知，宋代大致经历了信俗认同到科学认知的过程。《太平广记》称“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般生眼前”，[29]（P.1640）反映的是人们对“画龙致雨”的哲理性的思考。郑獬《省中画屏芦雁》诗云“尝闻画龙入神变，坐驰云雨天地游”，[30]（P.346）所言则是“化龙成雨”之意。罗源认为“云雷风雨，难以象指者也。故画龙以表云，画雉以表雷，画虎以表风，画蜼以表雨”，[31]（P.426）反映的是人们以画中龙蜼象征云雨的认知。吴泳《临安府余杭县洞霄宫龙神封灵泽公祠制》中称“昔景徳画龙以祠雨，天圣塑龙于会灵观亦雨。绘像尚尔，况真龙哉？”[32]（P.102）以皇帝的口吻肯定了景德年间“画龙祈雨”和天圣年间“塑龙祈雨”，生发出“绘像尚尔，况真龙哉”的慨叹。在理性认知层面，北宋刘攽在《画龙》一诗中对“画龙祈雨”的否定颇具代表，诗云：

南人谒雨争图龙，画师放笔为老雄。烟云满壁夺画色，雷电应手生狂风。观者皆惊爪牙动，攫拏意似翻长空。吾疑奋迅出户牖，何事经时留此中。共言叶公初好画，当时亦有神龙下。天意为霖非尔能，世俗慕真聊事假。[33]（P.64）

所谓“南人谒雨争图龙”指的正是“画龙祈雨”行为，只是刘攽对“画龙祈雨”给予了“理性”批判，指出人间降雨乃是“天意为霖非尔能”，是一种对降雨现象的科学认知。

第三，宋代以降人们对“画龙祈雨”信俗依然传录不辍，源于人们对“龙能作雨以泽物”和“故画龙必以水”的认知。[34]（P.575）胡天游记载了一位“能致雷雨”的“长寿晏道人”，称“岁旱，州官命祷雨有应。一日以画龙半轴征予语”，[35]（P.743）所谓“画龙半轴”表明晏道人“能致雷雨”之法是“画龙祈雨法”。刘诜《陈所翁子龙岩画龙》一诗在赞誉“所翁画龙妙天下”时，称“岁饥乖龙不肯起，画龙夜出行雨归。不知雨到几千里，但见绡素濡淋漓”，[36]（P.273）将人间降雨归结为陈氏画“龙”所为。王逢针对唐开元年间冯绍正“画龙致雨”事，称“吾观冯岂作霖人，画龙能雨疑有神”，[37]（P.359）认为冯氏“画龙能雨”是神灵所为。明代董其昌在《临褚遂良西升经》中建议洪黄门“子临百本，使马骨追风、画龙行雨”[38]（P.433），清代陈文述则云“画龙行雨，石燕拂云，人或以为灵也”。[39]（P.1134）这些言辞间接地反映出传统时期人们对“画龙祈雨”信俗认知性传录。

第四，“画龙祈雨”成为域外如朝鲜等祈雨实践的常用礼法。《高丽史》载宣宗三年四月辛丑“有司以久旱请造土龙。又于民家画龙祷雨”，六年五月乙亥“以旱命有司画龙祷雨，巷市掩骼”。[40]（P.380）《朝鲜王朝实录》持续记载了四百年间数十次“画龙祈雨”的政令或祈雨事迹，其中太宗十五年（1415年）五月十日，“祈雨于北郊，命攸司自今画龙祈雨，依宋朝景德三年颁行规式行之”，[41]（P.60-61）明确要求“画龙祈雨”依据北宋景德三年诏令，可见景德三年“画龙祈雨”法对域外朝鲜半岛祈雨信俗的深刻影响。

清代地方士人还乐于抄录宋代“画龙祈雨”灵验故事，《〈光绪〉龙泉县志》载“宋开禧丁卯，嘉定戊辰，连年告旱。邑令林应辰率佐官，斋于留槎阁，准本朝所降祈雨式，于庚、辛、壬、癸日画龙刑鹅祭之”，志文撰者还以韩愈《祭曲江龙文》为据认为“画像祭龙之说，其所从来远矣”。[42]（P.688）此外《醒世一斑录》载乾隆五十年“五月底六月初，墅人徧张纸旗画龙祈雨”，[43]（P.103）反映出宋代“画龙祈雨”信俗在清代民间社会祈雨活动中依然施用。

三、宋代“以身祈雨”法

文献所见“以身祈雨”一词载于宋代《锦绣万花谷》中，其书卷一《天》中列有“以身祈雨”词条，称“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祈雨，将自当之。’言未卒，天下大雨”。[44]（P.16）“以身祈雨”指在正常的为旱祈雨活动没有效果时，一些人直接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祈雨，一般以“罪身”、“暴身”、“残身”和“焚身”祈雨为表现内容。其中，“残身”祈雨一般为“燃指”或“断臂”祈雨，主要是佛教僧徒的个别行为，世俗社会中少有“残身祈雨”者。“以身祈雨”思想源于先秦时期的暴巫祈雨，《神农祈雨书》载“祈雨不雨则暴巫。暴巫而不雨，则积薪击鼓而焚山”[45]（P.614）。这种“暴巫祈雨”虽然是统治者对巫人祈雨“不力”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暴巫”之举本质上是一种“以身祈雨”。齐景公曾欲以祭祀山灵或河伯求雨，晏子认为祭祀祈雨是“无益之举”，建议景公“请辞宫殿，暴露于郊，与山灵、河伯共其忧其幸而雨”，实际上是让齐景公“暴身祈雨”。《后汉书》载“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46]（P.2026）“自责祈雨”则是“罪身祈雨”。上述“暴身祈雨”和“自责祈雨”属于“以身祈雨”，反映出春秋时期人们在祭祀祈雨的传统上意识到了“以诚祈雨”的重要性，即明代陈继儒所谓“祷雨贵以诚，不在弥文也”。[4]（471）这种“以诚祈雨”的一种特殊表现，是人间君臣倾向于将久旱无雨视为“天谴”而“归罪自己”，“因旱罪己”思想在宋代祈雨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

（一）“罪身祈雨”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执政大臣，谁都不敢轻易尝试让皇帝“暴身祈雨”，更不可能出现皇帝“焚身祈雨”的特殊行为。“罪身祈雨”指将旱灾祸害人间的原因归罪于自身，一般需要通过言辞表达“责己”之意，抑或通过向上天虔诚祈祷表达悔过之心。皇帝因旱“罪身祈雨”是宋代“以身祈雨”主要形式。端拱二年十月“久旱无雨”，太宗“御书一幅”授于大臣吕蒙正等人，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顾兹雨雪愆期，应是祅星所致。为人父母，莫或遑宁。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垂佑”。[1]（P.237）作为“以德治天下”的人间帝王，宋太宗“愿意”将旱灾降临之罪转应自身，正是“以身祈雨”中感天恤民诚意的体现。庆历三年五月，谏官“以天旱请遣官祈雨”，仁宗与宰相章得象围绕“天灾罪责”问题进行了讨论：

帝曰：“朕已宫中蔬食，密祷上天，引咎罪已，庶获丰懋之应。”宰臣章得象曰：“陛下奉天忧民，至诚如此，必有感召。”帝曰：“天灾流行，亦朕躬无徳所致。”得象曰：“此乃臣等备位衡宰，未能宣布善政以召和气。”帝曰：“时政中琐细之务不足留意，惟是民间疾苦须当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必行之，卿等更宜公共访求以答天意。”……比欲下诏，避寝撤膳，以申责已之意。[1]（P.238）

这段君臣对话分别从帝王和宰相的视角，各自表达出对“天灾罪责”的“责己之意”。宋仁宗素以“仁德”治理天下，遇到天旱“引咎罪已”而冀望人间能够获得“丰懋之应”，所谓“天灾流行，亦朕躬无徳所致”正是其“仁德”于民的一种思想体现，身为宰臣的章得象亦表现出一副“自责”之态。总之，将旱灾行祸人间视为帝王德行有亏或施政错误所致，是宋代部分皇帝“仁政”思想的内在体现，而“罪身祈雨”则是宋代皇帝表达“责己之意”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二）“暴身祈雨”

宋代“以身祈雨”的第二个表现是官民的“暴身祈雨”，即相关人员为了抗旱祈雨而将身体长时间暴晒于烈日之下，以此特殊行为表达“罪己之意”和“感天之心”，是“罪身祈雨”的发展和实践。“暴身祈雨”思想起源较早，前述晏子劝齐景公“暴身于郊”而祈雨，以及汉唐时期的“暴巫祈雨”是宋代“暴身祈雨”的文化渊源。《礼书》载“鲁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而不得雨”，并引《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事，穆公曰“吾欲暴巫而奚若？”县子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47]（P.562）《水经注》录有祝良“暴身祈雨”故事，“岁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阶庭，告诚引罪。自晨至中，紫云水起，甘雨登降”，[48]（P.370）祝良“暴身祈雨”故事被后世广为流传。宋代郭永知太原府太谷县，“县有潭，出云雨，岁祷水旱为常。县祷未应，乘此哗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县人刻碑记其异”。[49（P.177）宋太宗曾因“以岁蝗旱，减损常膳，并祷群望，而甘泽未应”，向宰臣降手诏称“朕当暴露于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当焚朕以答天谴”。[24]（P.950）《夷坚志》中记载伪齐刘豫时孙肇“暴身祈雨”故事，“肇仕豫为吏部侍郎，出知棣州，因大旱用番法祈雨，执肇坐于烈日中，汲水数十桶，更互浇其体，遂得病死”。[50]（P.320）文中将“暴身祈雨”说成“番法祈雨”并不符合历史，前文已经论述了齐景公和祝良等“暴身祈雨”事例。孙肇祈雨时用“烈日暴晒”与“汲水浇体”导致病死显然是正常中暑结果，反映出宋人对“暴身祈雨”非科学性的理性认知。“暴身祈雨”法在宋代以降的社会中偶见施用，清代方履籛“调闽县，会旱，祷雨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51]（P.13422）“暴身祈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出祈雨者的“诚心”，但是暴晒致病而卒正反映出这种祈雨法的非科学面相，足以给后世之人提供深刻的警醒。

（三）“焚身祈雨”

宋代“以身祈雨”的第三个表现是一些人欲“焚身祈雨”，一般称作“自焚而雨”，主要是个别官员在久旱且祈雨无果的情况下冀望通过“自焚”感动上天而降雨人间。“焚身祈雨”思想起源较早，例如商代甲骨文中即见“焚巫尪”[52]（P.21）记载，商汤曾言“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53]（P.71）齐德舜认为商汤这是“欲用自焚的方式祈雨”。[2]商代的居余“号曰敬慎子，将巳自焚，为民祷雨”。[54]（P.4461）《韵府群玉》中“自焚而雨”记载，“戴封为西京令，旱乃积薪卧其上，约曰‘来午不雨烧之’，至期火发而雨”。[55]（P.375）戴封“卧薪祈雨”被视为“焚身祈雨”的典型故事而广为传录，戴封与“暴身祈雨”的祝良都被视为古代良吏的典范。后唐时期僧诚惠自称能“役龙致雨”，某年“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但是“祷祝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56]（P.83），“将加焚爎”与先秦时期的“暴巫”相类似，当是官方对以“骗术”祈雨无应者的一种最直接的惩罚举措。

宋代皇帝萌生“焚身祈雨”思想肇始于宋太宗。《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淳化二年）三月己巳，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翌日而雨，蝗尽死。[57]（P.713）

所谓“盖朕不德之所致也”之语体现的正是前述宋太宗“罪己祈雨”思想，只是太宗进一步向臣僚表达了“暴身祈雨”和“焚身祈雨”的意愿，其“诚恳”言辞将传统时期“以身祈雨”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此后文献在转录此事时，大多称淳化二年三月太宗“诏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58]（P.85）略去了太宗和臣僚间的“对话”，太宗欲“自焚祈雨”亦成为后世讨论的事件。李氏朝鲜王朝的孝宗曾云“宋太宗欲自焚，而是夕雨云。若果自焚其身，则或有其应，只以空言发口，而岂能旋致其应，天可欺乎？当时史官，如是书之，诚可笑矣”，而时任侍读官李殷相则称“宋太宗必非诚实之君也”，[59]（P.445）反映的是宋代以降域外人士对宋太宗“自焚祈雨”的理性认知。诸葛淑《宋故诸葛府君墓志铭》载“元符中，夏不雨，闻樊江谢氏者将火身祈之。公曰：‘雨露者，天所以利人泽物也，焚人果天意乎？’亟往救免，雨即沛然”。[60]（P.30）嘉泰年间的赵崇度佥书复州判官，“岁久旱，有老兵欲自焚以致雨。公白守谓狂恠惑众，不可从”。[61]（P.692）诸葛淑对谢氏“火身祈雨”以及赵崇度对老兵“欲自焚以致雨”的做法坚决给予否定，反映出宋代部分士宦对“焚身祈雨”已经有着较为科学的认识。

此外，传统“焚身祈雨”思想在宋代佛教“舍身”文化中亦有反映。《法智大师行业碑》载真宗时期“岁大旱，师与遵式、异闻二法师，同修金光明忏以为祷，三日雨未降，彻席伏地自誓以告曰：‘玆会佛事，傥末应祷，当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62]（P.1178）法智禅师三人虽因降雨而未“然一手以供佛”，但他们的言行反映出“燃指”祈雨是佛教“舍身祈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禅师清则塔记》载清则禅师在绍圣元年因“是春久旱”而寂坐，“不食七日，阴云密布，乃自剽手一指以祷。雨既大降，且广且足”，[63]（P.1446）是一种“断指祈雨”行为。佛教中还有一种“断臂祈雨”，《尚书工部郎中欧阳公墓志铭》载天禧年间，“京师岁旱，有浮屠人断臂祷雨，官为起寺于龟山，自京师王公大臣皆礼下之，其势倾动四方”，[64]（P.503）此“浮屠人”当为智悟禅师，《佛祖统纪》称“龟山智悟，眞宗时祈雨断臂，云是五百罗汉中一”。[12]（P.1258）真宗时期杭州天竺寺法师慈云曾欲自焚祈雨，“咸平三载，四明郡大旱。郡人资以其雨，法师用请观音三昧。冥约‘若三日不雨，当自焚也’。期果雨，其郡苏太守以为异，乃即碑其事”。[65]（P.553）从禅师们“燃指”、“断指”、“断臂”和“自焚”祈雨言行来看，“焚身祈雨”在宋代佛教社会中颇为流行。

宋仁宗曾对“残身祈雨”的做法给予否定。皇祐四年三月十一日，仁宗“遣官祈雨”时特别叮嘱辅臣们说：“开封奏，妇人阿齐为祈雨断臂，恐惑众，不可以留京师，其令徙居曹州。”[24]（P.954）妇女阿齐“断臂祈雨”的做法并不科学，可能受到了上述佛教“舍身祈雨”信俗的影响，故仁宗担心造成“惑众”的负面影响责令“徙居曹州”。从文化信俗来看，阿齐“断臂祈雨”属于“以身祈雨”的范畴，亦是佛教僧众“舍身祈雨”的特殊行为。“断臂祈雨”虽不及“焚身祈雨”极端，但对身体的伤害却比“罪己祈雨”和“暴身祈雨”残酷，因而被“仁德”皇帝宋仁宗所谴责。朱翌在《猗觉寮杂记》中引录东汉戴封和凉辅两人“自焚祈雨”事例后，称“近世浮屠氏多为自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专罪浮屠也”，[66]（P.483）反映的是“焚身祈雨”信俗流行于宋代僧俗社会中。

结语

宋代形成的“以儒为宗”“兼收佛道”的“三教合流”文化格局，在官私祈雨活动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官方祈雨为了彰显仪礼威仪或选用僧道人员参与，或皇帝、宰臣等人亲自前往佛寺道观主持祈雨仪式，“寺观祈雨”成为宋代祈雨实践的重要特征。地方官员或士民祈雨亦多邀请僧道人员主持或参与，在地方社会中形成了佛道儒三种文化杂糅的祈雨信俗。类似道教《禳旱祈雨法》在宋代十分流行，乃至“凡遇久旱，祈祷未应者，守令广为民生发悯雨心，具状诣坛乞致雨之意”。[67]（P.76）宋代信佛民众多前往佛寺“行香”祈雨，乃至“雕木为佛，遇旱祈雨”。[68]（P.598）宋人谢伯才宣称“祈雨，三代用巫觋，后世用僧道”，[69]（P.674）反映的正是祈雨信俗在宋代实践中的巨大变化。利用释道威仪进行祈雨需要大量僧道人员参与祈雨活动，甚至需要皇帝和大臣们前往佛寺道观进行祈雨，于是在传统祭祀祈雨法基础上颁行蜥蜴祈雨和画龙祈雨等特殊祈雨法，官私祈雨活动中还杂行宰鹅、李邕、虎头、鲫鱼等祈雨法。传统道教行用的“招龙”、“驱龙”和“投龙”等祈雨法过于神秘而脱离实际，“蜥蜴”、“虎头”和“宰鹅”等“生物祈雨”法需要杀伤蜥蜴、蝎虎、白鹅性命而遭到佛教僧众的抵触。于是“画龙祈雨”法由于简便易行且具备神政威仪，受到宋代官方认可而颁行天下，张挂“画龙”进行祭祀祈雨后投“画龙”于水中以呈现“化龙致雨”的灵验效果，这种祈雨信俗属于道教龙神信仰，但是“画龙祈雨”一般无法彰显人间帝王“德政有亏”乃至“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在官方祈雨活动中宋代皇帝常常注重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的形式，以“罪身祈雨”的方式表达对天下“久旱无雨”的“责己之意”，冀望以“诚心悔罪”的态度感动神灵降雨人间。宋太宗在淳化二年三月借久旱欲祈雨的“手诏”，向执政大臣们充分地表达了他“罪己”、“暴身”和“焚身”等“以身祈雨”的想法，称得上是宋代官方“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地方社会中亦多以“罪身祈雨”的方式进行祈雨，但是个别士民常常铤而走险“暴身祈雨”，甚至生发“焚身祈雨”的特殊意念。从文献见载的僧人“燃指”、“断臂”和尝试“自焚”祈雨的事例来看，中国古代的“以身祈雨”信俗传统在宋代僧俗社会中广为流行，民间“焚身祈雨”行为亦受到了佛教“舍身文化”的深刻影响。综括而言，“以身祈雨”思想着重体现了祈雨者“感天之心”和“恤民之情”，但是“暴身祈雨”常常导致祈雨者致病而死，“焚身祈雨”则直接将祈雨者“化为灰烬”，故“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诸葛淑、赵崇度、朱翌等人对世俗中“以身祈雨”行为的否定和对僧人“燃指”“断臂”祈雨行为的批判，表明部分宋代士人对降雨自然现象有着较为科学的认知。

注：本文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宗教学博士后论坛“宗教学的传承与创新”会议而写，并于2020年9月16日提交参加了论坛线上会议，会上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李建欣教授、陈进国研究员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盖建民教授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和宝贵建议，此后又得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五位专家不吝赐教、提携后学，对文稿的修改、完善和成稿启益良多，特此拜谢！

注释：

①“祈雨法有刑白鹅者”之语，见于中国基本古籍库所录“明弘治刻本”《霏雪录》原版第202页，《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所收残本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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