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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

一、战争起因辨谬

关于两次中尼战争的起因，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通过将两次中尼战争置于18世纪末期国际及喜马拉雅地区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两次中尼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内经贸关系的不平衡。

关于两次中尼战争的起因，两次战争的亲历者乃至学术界多将其归因于西藏地方，但是，这种分析存在着诸多谬误。

(一)关于战争起因的一般观点

清代的著史者及战争的亲历者在对战争的发生发展进行梳理时，多将战争的起因归罪于西藏地方。

例如，在成书于第一次中尼战争结束后、第二次中尼战争开始之前的《钦定巴勒布纪略》一书中，方略馆的编纂者将原因归结为:“科尔喀(廊尔喀)...通上国，噶布伦等恐其控讦，匿不举报，过其向化。于市盐，关榷未能调剂均平，以致控诉无从，心怀觖望，称兵拒撤，职此之由”。

由于此书写就于第二次中尼战争爆发之前，相关材料和证据都取自于前往西藏地方一线办理相关问题的办事大臣诸如巴忠、鄂辉等人。随着第二次中尼战争的爆发，这种指控西藏地方在“鹿尔喀求通上国，匿不举报"、“市盐”“关税”等方面的罪责而引发战争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事后查明的状况来看，有关对西藏地方的指控，纯属廓尔喀的诬陷。因此，这一说法不能作为战争爆发的原因。在第二次中尼战争进行之时，乾隆就一再命令福康安查清战争爆发的真正起因，福康安在战争行将结束之前，结合西藏地方与廓尔喀方面的供词，将战争爆发的起因向乾隆汇报如下:

查上次廓尔喀滋扰边界，全由沙玛尔巴从中唆使，贼匪甚至唐古特懦弱，明肆欺凌，称兵犯界。

而巴忠等所奏，唐古特多收课税，贸易私债不清，致启衅端之处,竞系饰词，不过欲归过藏番，以便准其和息。臣到藏后,随时体察，实非因贸易启衅，亦无未清私债。贼酋屡次向臣福康安具稟，惟自认听信沙玛尔巴唆使之罪，从未禀诉交易不公之事，其实情即此可见。

在福康安的奏折及乾隆皇帝的批复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廷基本上确定了将两次中尼战争归因于沙玛尔巴从中挑唆,并在战争结束后严厉地打压了藏内以沙玛尔巴为代表的红教势力，这也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沙玛尔巴挑唆”为战争起因的最有力证据。

对此，相关当事人这样认为，如发动战争的廓尔喀王叔巴都尔吵阿在向即将释放回藏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丹津班珠尔转引沙玛尔巴对其蛊惑时曾说:清廷在西藏有常驻钦差和少数军队。

(二)此种说法的谬误之处

但此种说法存在两大疑点。首先，这种说法忽略了尼泊尔发动侵藏战争的主因，作为战争的发起方和始作俑者，尼泊尔应对战争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战争结束后，福康安等前线处理藏务的大臣从建立与廓尔喀的朝贡关系的角度出发，过多地听取了尼泊尔方面的控诉,而有意识地忽略了西藏地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因此，如果只听尼泊尔方面的一面之词、极尽控诉西藏地方政府之能事，把发动战争的起因归于西藏地方政府，将自己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于不得已，就明显悖离了战争背后真正的原因。

其次，在这两次中尼战争爆发之前，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就不曾中断过，如此次战争爆发的13年前，乾隆四十年(1775年)廓尔喀就因新旧货币兑换问题入侵西藏边境，为何之前就不怕清廷中央政府介入战争，而在1788年开始将清廷中央政府是否介入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考量?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将战争归因于沙玛尔巴不仅得到了清廷的默许，也得到了西藏地方势力的认可，这与沙玛尔巴的萨迦派身份及当时藏传佛教内部的教派斗争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此外，部分学者将商贸纠纷、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边界纠纷、西藏地方官员贪墨、尼泊尔军事扩张的野心等作为两次中尼战争爆发的原因亦值得商榷。

二、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两次中尼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货币兑换问题、尼泊尔在藏贸易特权问题以及藏印贸易主导权问题所引发的西藏地方廓尔喀之间不平衡的经贸关系。

(一)西藏地方与廓尔喀之间的货币兑换问题

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廓尔喀就曾因新旧货币兑換比率问题入侵过西藏。在时任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的主持下，西藏地方与廓尔喀之间私下议和。其实，早在廊尔喀统一尼泊尔之前，加德满都谷地的三个小王国就已经取得了在藏贸易的特权以及藏印贸易中使用尼泊尔货币一马拉币的权力这与尼泊尔在藏印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廓尔喀统一尼泊尔之后，国王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早在1769年就提出了马拉币与新的货币兑换及兑换利率的问题。在尼泊尔学者关于货币兑换问题的研究中国王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不愿以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一比一的汇率兑换旧币,而提出-比二的汇率兑换旧币。

中文档案中对这个问题也可以加以证实:“后来廊尔喀因新铸银钱，比旧钱成色较好，要把新钱一个当两个使用，藏内人不肯依他”。鄂辉、成德等也在奏折中附会:“巴勒布等起衅根由，实由唐古特拣择银钱，加增税课，并于售卖盐斤内掺和沙土种种积怨”。

可以看出，鄂辉、成德作为驻藏大臣对这一尼泊尔发动战争原因的概括是有失偏颇的，这与清中期的治藏思路有关。抛开驻藏大臣对这一问题的偏见，可以说，新旧货币兑换问题是尼泊尔发动战争的导火索。

(二)廓尔喀在西藏地方的贸易特权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很难想象西藏地方在17-18世纪使用的货币竟然是由尼泊尔提供的，并因为货币问题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爆发了多次战争。

关于这一问题应该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并从尼泊尔在藏贸易特权问题上找寻原因。有关尼泊尔在藏贸易特权的中方文献很少，目前可见的文献就只有一条，而且无法证明其来源:

1645年至1650年间，在藏的尼泊尔商人获得了免除捐税、关税、赋税的特权，而且获得了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必须全部经由加德满都河谷的特权，加德满都由此成为跨喜马拉雅贸易的中心，尼泊尔占据了跨喜马拉雅贸易的垄断地位。

而在布尔努瓦的《西藏的黄金和银币》一书中则提到“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西藏的一名出生于尼泊尔的大喇嘛，削减了所有尼泊尔人的关税”，作者亦未写明论据及文献来源。在其他外文史料中，有关于此问题的记载，论点相近，大意为1645-1650年间，加德满都王国的普拉塔普.马拉发动对藏战争，越过边境并进一步向日喀则进军，五世喇嘛派代表议和。

和约规定了普拉塔普.马拉获得聂拉木、济呢，尼泊尔的内瓦尔商人允许在拉萨建立32个贸易点，西藏同意所有印藏贸易经由加德滿都谷地进行交易，尼泊尔享有对藏铸币特权等。查阅《五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等相关史料并无记载，因此这一间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通过对18世纪前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经贸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基本判断出，不管是贸易通道方面，还是在关税方面，尼泊尔在印藏贸易中是享有特权的。因此在相关藏汉文献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基本可以判断出外文资料中所说的尼泊尔在藏贸易特权是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廊尔喀崛起以后，意欲继承马拉王国时期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希望通过继承在藏贸易特权来获取超额的贸易利润。在西藏地方政府予以拒绝后，廓尔喀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藏战争，1775年的战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发生的，1788年的巴勒布战争及1792年的廓尔喀战争也是由此而起。

(三)西藏与南亚贸易的主导权

同时，从尼泊尔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来看，作为-个山地国家，尼泊尔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完全依靠土地税收,而贫瘠的山地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依靠土地税收不足以满足其需求。

自17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喜马拉雅地区局势的发展，尼泊尔掌握了藏印贸易的主导权，藏印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使得尼泊尔逐渐意识到跨境贸易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保持尼泊尔在藏印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对其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于政府来说，跨喜马拉雅贸易的收入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与政府在地税方面的税收相当甚至要超过地税的收入”，“尼泊尔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尼藏贸易而非土地”。

由此可见，保住尼泊尔在印藏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尼泊尔来说非常重要。正如维杰在《中尼关系通史》一书中所提到的:“当沙玛尔巴似乎成功说服巴哈杜尔.沙阿中国介入尼藏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时，尼泊尔的摄政看到的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解决尼藏关于汇率和贸易纠纷上为尼泊尔赢取更多的利益'。

但现实的情况是，廓尔喀不仅无法继承在藏贸易特权，其在西藏与南亚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也受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威胁。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世纪在印度次大陆站稳脚跟以来，就对印藏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兴趣。

随着中英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贸易体制愈发感到不满，但碍于中国强大的实力，并不能对其提出任何挑战。

在此背景之下，英国开始考虑通过其在南亚的地位与权力，开拓印藏贸易，并借助印藏贸易建立起与西藏之间的关系继而建立起与清廷的联系'。但廓尔喀对尼泊尔的统一深刻地改变了喜马拉雅地区及印藏贸易的局势。

由于大部分的印藏贸易都是以加德满都为中转站开展的，所以英国首先将目光集中在了尼泊尔，并希望通过介入尼泊尔的内部事务而打开印藏贸易的通道。

早在廓尔喀统一尼泊尔之前。廓尔喀统一尼泊尔之后，印藏之间特别是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受阻，英国人开始考虑开辟一条前往西藏的商路以替代尼泊尔的商路。

1772年，英国殖民者介入不丹和库奇.比哈尔之间的冲突，与不丹发生战争，最终在六世班禅喇嘛的调解下，东印度公司同意停止对不丹的侵略，而英国也通过与六世班禅喇嘛的联系而建立了与西藏之间的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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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尼泊尔 贸易 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