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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卡卡

编辑|卡卡

前言

施特雷泽曼内阁的最后一项使命、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难题，便是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稳定货币。自1923年8月以后，马克的价值一路下跌，而且速度倍增。8月1日，1美元兑换110万马克。到9月1日上升为972万，10月1日达到2.4亿！恶性通货膨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重新洗牌。

货币贬值带来的道德问题乃至政治危机

大工业家以不动产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大获其利，如斯廷内斯在此期间拥有1535家公司，将业务从采矿、煤业和海洋及国内航运扩展到造纸、钢铁、能源、出版、银行和保险等行业。相比之下，工人的失业率大为提高，实际工资明显下降。但受损最严重的却是中间阶层，如房主、职员、小储户等。他们以货币作为主要财产但又不能及时将之兑换为不动产，因而财产缩水极为严重，并导致社会地位下降，甚至连“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

马克

令政府更为担忧的是，货币贬值还带来一连串道德问题乃至政治危机。据统计，该时期，德国成年人和年轻人的犯罪率都创下了1882—1952年70年间的最高纪录。在此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演变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共和国成为不少人诅咒的对象，上文提到的各种挑战也或多或少地赢得了心有不满者的支持。

施特雷泽曼在8月15日的国会演说中，就指出其任务是“稳定国家财政，过渡到一种稳定的货币”。但在第一届内阁中，对于新货币的基础却存在争议。恢复货币价值，必须首先恢复民众对于该货币的信任。当时，世界上流行金本位制，即货币需要相应的黄金储备。而战后德国的黄金稀缺，无法支撑新货币。经济学家黑尔费里希曾提出“黑麦马克”（Roggenmark）的想法，即让新货币与黑麦的价格挂钩，1马克相当于1磅黑麦的价格。黑麦是德国的主要农产品，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同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一方面用德国全部工农业地产充当付息的地产债，另一方面发行生息的地产抵押银行债券，由上述地产债做担保。但是，该建议遭到财政部长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1877—1941）的抵制，而后者却没有其他建设性想法。

施特雷泽曼

进行货币改革

第二届施特雷泽曼内阁成立时，希法亭不再担任财政部长，同时10月13日国会又通过了《授权法》（Ermchtigungsgesetz），允许政府“在它所认为情况紧急的财政、经济与社会领域中采取必要措施”，甚至可以“偏离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这使得货币改革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政府颁布《货币法》（Whrungsgesetz），宣布成立德国地产抵押银行（DeutscheRentenbank），发行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它基本延续了黑尔费里希的方案，只是用黄金取代黑麦作为计值标准。

全国土地、商业、工业和银行总额被确定为32亿地产抵押马克。地产抵押银行则发行24亿地产抵押马克，其中一半提供给政府，另一半由银行贷款给企业。根据规定，地产抵押马克只是临时性货币，11月15日开始发行。由于地产抵押马克的总值已经确定，而且它依据的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而很容易获得民众信任。与此同时，杰出的经济学家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于11月12日被任命为货币专员，并最终在12月22日接任国家银行总裁。在沙赫特的努力下，在地产抵押马克正式流通后的第6天，马克价值达到了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高点1∶4.2万亿，随后开始稳定下来，大致形成了10亿纸马克相当于1个地产抵押马克的比值。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

沙赫特

1923年无疑是魏玛共和国史上的危机之年。德国事务的忠实观察者、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d’Abernon，1857—1941）在年底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危机之年终于结束了。内外危险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威胁到德国的整个未来……这些危险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产生效果，或者这个国家的内在结构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或者它同外部的联系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些危险中的每一个时刻只要未被制止，那么期待整体和平安宁的希望都会落空。德国的政治领袖们还未习惯于公众向他们献上桂冠。但是尽管如此，那些经历了这些危险却仍然成功控制住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认同”。这段话指出了观察1923年危机及其解决的一个独特角度：为什么虚弱的魏玛共和国竟然能够度过1923年危机之年？

从外部来看，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阻止了反德势力（尤其是法国）的进一步行动。鲁尔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无法解决的赔款问题，而赔款问题又牵涉到英、美、法之间的战债联系、法国对于自身安全的顾虑以及英国对大陆均衡局面的思考。这种格局从一开始就缩小了法比联军的活动余地，也最终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基本走向，即德国结束“消极抵抗”、法比结束鲁尔占领、赔款问题的主导者从法国转向美国。从这一角度而言，恰恰是《凡尔赛和约》所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联系，保障了德国的民主体制得以在强权对峙的缝隙中找到继续生存的空间。

艾伯特

从内部来看，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的确为保卫魏玛民主做出了巨大贡献。艾伯特便是这些杰出政治家中的一位。不可否认，艾伯特有着一些固执偏见，如对苏联的极端反感、对德共的警惕，但他对于《魏玛宪法》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却是坚信不疑的。在1923年，他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曾发布了42次紧急条令，创下了魏玛历史之最。其中，既包括应对货币贬值的紧急措施，也包括把军事处置全权授予国防部长这样的法令，但其目的是“尽快恢复议会制的运行能力”，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

施特雷泽曼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如果没有他审时度势地考量国际关系的现实走向，当机立断地结束“消极抵抗”政策，鲁尔占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仍然是一个无解之结；如果没有他坚定地平息来自于左右两翼和分离主义者的挑战，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恐怕只能沦为泡影；如果没有他当机立断地通过货币改革方案，噩梦般的恶性通货膨胀大概会成为共和国的催命符。尤为重要的是，这位曾经高调宣扬君主制的政治家最终却以尊重国会信任投票的方式离开总理职位，以实际行动遵守了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由于他对魏玛政治和外交的巨大影响，后来的史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施特雷泽曼时代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中心。”

魏玛共和国

进一步而言，在1923年，投身于共和国救亡运动的还包含广大爱国民众。与6年后不同，1923年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亡国的危机感。由于鲁尔占领及其背后的赔款困境，中央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与蛮横无理的协约国政府。一种抵御外侮的共同心理团结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这是“消极抵抗”得以开始的最初动力。在随后的左右翼进攻和分离主义运动中，中央政府同样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表明，至少在1923年，国家统一和魏玛民主仍然是广受认同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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