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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是传统农耕文明主导的文明型国家，农业的核心就是土地，土地制度的变迁直接反映并影响了中国朝代的兴衰。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兴替，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其核心驱动力来自生产关系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在中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变前夕的明清时代，曾有一段“押租制”兴盛的时期。

什么是押租制？押租制是如何产生和消亡的？

押租制背后隐藏着中国农耕文明怎样的演进逻辑？为何在中国曾经畅行了二千多年的分租制在江南、川西等地被押租制所代替？

开篇：

所谓押租制，是进行农业生产的佃农，以支付土地租赁押金的形式获得农业生产用地。通过押租，地主出让土地的使用权（或经营权），佃农取得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俗称买佃以耕。

押租制度兴起于明清时期，延续至民国，消亡于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土地改革运动。

永佃制和押佃制在中国土地制度变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押租制开始在民间通行，是在清康熙年间。

从早期的广东、江苏、湖南开始有押租相关文献记载，到清嘉庆年间已广泛分布至浙江、四川、福建、广西等地，至清末民初，全国二十余省均有散布。

押租制的出现，是农业土地商品化程度的反映，也是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融合的产物。押租制背后，是生产力发展推进生产关系演进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智慧。

一、押租制的出现，是明清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进化

进入明清时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历代王朝和社会的选择与实践，已经更为成熟，也产生了新的进化方向。

三种类型土地租佃关系同时并存，永佃制及押租制在江南、川西等地快速扩展流行开来。

佃仆制

这种土地制度更为古老传统，劳动者和土地的绑定关系更强。土地是地主的生产资料，佃仆是土地的附属物，佃仆身无一物，还丧失了人身自由。

最初的佃仆，有的是入赘或入籍地主家，也有的是遭遇变故或灾荒而被迫卖身。

佃仆制的长期延续与中国的宗族制度有密切关系，地主家积累下丰厚家产（土地）后，随着宗族扩大子嗣繁衍，分家时往往将田产山林这些土地资源作为宗族共同财产，不再分割，久而久之，佃仆就成为族产的一部分。

有人身自由的佃户制

宋元时期，朱明王朝为鼓励农业发展，废除了歧视佃户的法令，佃户在籍贯上不再从属于地主，和地主一样都是编户齐民，成为了“有身份证”的人。

佃户可以自由选择打不打工，或者给哪个地主打工。

佃户的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资源，流动更加自由，生产力得到释放。同时也促成了分成租向定额租的发展。

分成租和定额租都是地租约定分配的方式。在农业生产的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收成不稳定，约定地租由双方均分收成。

收成时，地主派人监收，现场把收成平分两堆，双方抓阄各自抽取。在佃户缺少耕牛农具种子等农业投入品，还要依靠地主的情况下，地主的分成将达到七八成。

实行分成租，地主和佃农类似劳资合作、共摊风险，这也是持续了二千多年最古老的地租形式。

随着明清佃户更加独立地组织经营农业生产，对地主的依赖减弱，以及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分成租更多地被定额租所替代。

但在遭遇年景不好或者碰到田地等级不高时，又会返回到传统的分成租形式。

永佃制与押租制

永佃制的出现，是明清土地制度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重要变化。永佃制和押租制的背后，是佃农流动性增加、佃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提高，以及佃农向中农发展，土地市场金融市场流通融合等方面的共同作用。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首先兴起了商业市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农业生产和土地交易也相应出现了创新。

原本的一块田分成了“田底”“田面”两部分，分别对应所有权和使用权，田底、田面可以各自分开自由交易，从而形成“一田二主”。

当“一田二主”被社会、市场所公认，获得“田面”就可以不再受地主制约而保有永久耕种权，这就是永佃关系的产生。

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佃户，通过哪些途径可以获得“田面”呢？

有些佃户的田面来自开垦生地、改良劣地，或者久佃成业。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宅地法约定，连续耕作5年便能拥有土地，与此有共通之处。

有些地主或分割家产、或家境中落、或亟需筹资，把田底田面分拆，田面得以流通入市。

部分地主为逃税（粮差），把土地寄托在可以有免税额度的大户人家（获取功名的士人），称为“诡寄”，自己仅保留田面。这也是一部分田面的来源。

随着“田底”“田面”的分离，永佃关系的建立，押租制形成完善，并成为江南、川西等地的主流形态，一些地方无押不成租。

到了民国中期，押租在全国仍很兴盛，占比达到29. 5%，其中四川高达96．3%，安徽、湖北61．9%，浙江、江苏、湖南也都在40%以上，长江流域押租比例远高于黄河流域。

押租制最先是佃户承耕时所送地主的利益，数量不多也不退还，到后来发展为以货币形式抵押佃权，交钱耕地，退银还田。

甚至成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相融合的投资工具。大量资金通过押租制投入土地市场，这是与押租制特定的“押金”属性相关。

在发生田主破产时，田主必须先退还押金才能变卖田产、偿还债务，相较抵押借贷、会款融资和货账债务这些清偿项目，押金如数退还拥有最高优先。

对于金融行业和投资者而言，本金永远是重要的，租佃制的押金“保本”能力是其在金融市场中特殊的存在。

此外，佃权作为土地使用权，押金不缴税，对于一些食利阶层和投资者而言，押租制无疑是避税获利的又一捷径。

购买田面的从富农、商人到高利贷者各式人等，他们再将手中田面转租给佃农，以此获取保本、安全的收益。

押租制推动了田面（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融合了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繁荣了交易与流通。

二、押租制的消亡，是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前的转型准备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角色，也有其消亡的必然。

押租制的湮没，正是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前的转型准备。

首先，押租制在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上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押租制的存在，使得地主和耕地所有权人对佃农及土地生产者的干扰降到最小，“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保障了佃农佃权和生产的正常有序进行。

另一方面，在传统地租基础上，地主可通过押租制额外筹集押金货币、获得大宗资产，参与押租制的投资者增加了农业生产的超经济剥削，史料记载温江县城七家绸缎铺中四成的本钱来自押租。

同时，押租制提高了参加农业生产的门槛，限制了贫农的社会上升通道和农业生产的扩大。清代农业资本主义未能进一步发展，押租制为症结之一。

其次，押租制在20世纪四十年代新旧交替之际丧失了生命力。

在法币贬值的背景下，地主通过加押加租加重盘剥，而佃户不愿意承担货币贬值、押租金实际购买力缩水，采用欠租或强迫业主义让租谷。

押租制名存实亡，原有的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最终陷于崩溃。

1937年可用于购买1石米的法币押租，在1940年代不断贬值，至1948年仅能维持原价值的亿分之六。

第三，在我党建国伊始，退押运动是土改的重要准备条件。

1950年，邓小平指出减租的性质等于淮海战役，土改则是渡江作战，并作出在减租中要退押租（金）的决定。

退押运动成为新解放区土改前的重要动作，通过退押，不仅解决了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币建立权威流通货币地位，还起到了发动农民，打击封建地主阶级，清扫封建残余的作用。押租制走下历史舞台。

1952年底，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宣告消亡，除了台湾省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大地焕然一新。

土改的成功，解放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工业化启动，中国开始全面系统地进入现代化，新中国驶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惊人航线。

三、押租制背后的经济规律，启发中国走向农业强国的制度创新

押租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

剖析押租制的历史进程，对农业土地制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客观分析，可以为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

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源远流长，押租制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激荡过的一朵小浪花，而我们将迎来的是更为激荡奔腾的未来。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村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开启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时代。

“三权”分置是国家鼓励土地制度创新、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保障。

2019年11月，十九大宣布，将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继续延长三十年。从而形成了75年的超长稳定期。这是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再一次巩固了农业从业者和农民群体的信心的定心丸。

结语：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制度演进的核心动力

永佃制和押租制的产生，是当时时代的共识，农业社会生产发展的“自然选择”。

而“三权”分置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

稳中求变、以活促稳的改革举措，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智慧结晶之上的时代升华。

参考资料：

《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土地租佃》

《中国农史》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中国学术》

《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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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生产发展 新中国 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