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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走向伟大，并不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的途径而是通过政治智慧和战争，而战争是首当其冲的。”从理论上讲，军队是维系政权、维系统治者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政权的支柱。

在罗马帝国却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悖论：皇帝与军队之间从属关系颠倒。作为帝国统治首脑的皇帝，本应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实践中并非每一个皇帝、元首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控制军队，很多时候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军队成为皇帝命运的决定者。

与军队密切相关的频繁帝位更替

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公元前27年-公元337年)并不漫长的364年帝国历史上，先后有59人通过各种手段、方式(嫡传、收养、武装政变、谋杀、宫廷政变、非法、“合法”等)获得了皇帝称号，平均6年多一点儿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在位时间最长者为奥古斯都，历时41年；最短者昆提路斯在位仅仅17天。如果把奥古斯都当政的41年扣除，则不足6年即发生一次帝位更替。59位皇帝中，真正属于血脉相传的帝位继承者，只有12人，仅占此间皇帝总人数的20%。

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帝位更替

由此可见，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的罗马帝国，并没有形成血脉相传的“家天下”式的帝制，真正意义上的血脉嫡传王朝亦属鲜见。绝大多数皇帝的产生是人为的过程，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1. 与前朝皇帝有血缘或收养关系。我们可视其为正常的帝位嬗递，但为数有限；
2. 元老院和臣民的善意。实际上只是一个“标签”，并未得到真正贯彻，或无法贯彻到底。即使是元老院和臣民的选择，也取决于军队好恶；
3. 获得近卫军及其有权势的近卫军长官支持，其中包括了近卫军长官本人夺得帝位；
4. 行省总督在行省军队支持下登上王位；
5. 斥巨资“赎买”帝位，实际上收买的是军队；
6. 军队相互残杀，皇帝成为牺牲品，外籍、甚至蛮族将领问鼎帝位。

在上述六种类型中，后四种与军队关系是垂直的，而第一、第二种类型表面上看与军队关系不大，但大多数时候仍然是军队的好恶决定皇帝的取舍，可谓“殊途同归”。当然，军队直接“制造”的皇帝也许不占多数，但间接“制造”的皇帝却不在少数。伴随军队“制造”皇帝的频率不断增加，使前两种类型变得可有可无。两次大规模内战、几次杀戮皇帝的“高潮”“军营皇帝”的出现等等，都证实了军队在帝位传承中的决定作用，也证实了皇帝与军队之间悖论关系的存在。

军队与皇帝之间的悖逆关系例证

罗马帝国历史上, 涉及军队与皇帝之间悖论关系的事例、个案非常多, 每一次军队参与的帝位传承, 都是军队和皇帝之间悖论关系的真实写照。篇幅所限, 无法一一展开叙述。但几个重要的年份、历史时段, 足以说明问题。

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制度

1、“四帝之年”——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非常典型的例证

68-69年是罗马史上罕见的内战、动荡交替折磨帝国的年代，也是著名的“四帝之年”，意指在一年时间里，罗马帝国更换了四位皇帝。需要注意的是，四位依靠军队称王的皇帝都不属于恺撒、奥古斯都的血缘亲属，全部军人出身，均在罗马城以外的军团供职。

关于这段历史，塔西佗这样评论道:“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在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讧，这些内讧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有四个皇帝被杀；发生了三次内讧，更多的对外战争，常常是国内与国外的战争同时进行。”

罗马帝国的四帝之年，你唱罢来我登场

68-69年内战及其影响不在于杀戮了几个皇帝，而在于军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皇帝，产生皇帝的“标准”发生严重扭曲：既可以不在罗马城，也可以非皇统血缘，甚至可以不是罗马人。刚刚存续一个世纪的帝制，在这场内战中被人为地改变了帝位传承的方式，军队以自己的价值取舍，公开决定皇帝人选。军队将领逐步成为皇帝的主要候选人，手握重兵的悍将武夫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

“68年尼录死后的王位争夺中，军队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驻扎在帝国各地的军队成为他们自己选定的皇帝候选人的后盾。”

2、“三世纪危机”——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最深刻的例证

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危机时间之长，波及社会层面之广、危害之深为罗马帝国空前绝后，期间的所谓“军营皇帝时代”既是“盛产”皇帝，也是皇帝遭杀戮人数最多的历史时期。

三世纪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在其《罗马史》中，形容奥来里乌斯死后的罗马帝国“由一个金碧辉煌的帝国变成了落满尘埃的铁锈帝国”

《埃及艳后》,片中描绘她第一次进入罗马的场景

此时的军队把保卫边疆的使命弃置一边，“积极”参与以争夺皇权为目标的种种争斗，乃至参加以皇位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内战。在这些争斗中，军队的角色不仅极不光彩的，而且毫无原则可言，不断以自己的好恶废立、取舍皇帝。“务实”的罗马军人选择皇帝的标准是“单一”的，即谁能够给予官兵更多的战利品、军饷、金钱，谁就是他们眼中的“好皇帝”，或者是“好皇帝”的候选人。

如果我们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军营皇帝时代”限定在3世纪危机最严重的235-285年，皇帝人数至少达到了22人。这段时间仅占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364年的1/7略强，皇帝人数却超过了总数59人的⅓，两者之间远远非“比例失调”所能解释的。

古典史家希·罗狄安(Herodian)评论说:“(士兵们)丝毫不顾及脸面，毫无拘束地渴求金钱，同时将军们把对皇帝的尊重和情感抛弃一边。既然无人对杀戮皇帝的冷血士兵表示反对，或采取反对的行动，或阻止拍卖、出卖帝国政权的无耻行为，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便进入了不光彩的无序状态。”

3、“五贤帝时代”——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的反向例证

无论是“四帝之年”，还是“军营皇帝时代”，帝国是否安宁、帝位传承能否平稳进行，军队的稳定程度及其表现一直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皇帝能否控制军队成为关键环节。与“军营皇帝时代”史实的反面例证不同，“五贤帝时代”帝国繁荣昌盛，罗马帝国呈现出数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稳定，疆域也达到最大化，统治者也因此获得生前身后名，则从正面说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

五位“贤帝”分别为：尼尔瓦(MarcusCocceiusNerva，96—98年在位)、图拉真(MarcusUlpiusNerva Traianus，98—117年在位)、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117—138年在位)、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马尔库斯·奥莱利乌斯(MarcusAurelius，161—180年在位)。

“五贤帝”治下的罗马帝国，内部政局平稳，边境(总体上)保持安宁，诸位“贤帝”牢牢控制军队，军队听命于皇帝，帝国军队大多数时间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或对外扩张，或镇压反抗、起义，或固守边关，远离内部纷争的政治漩涡，等等，使罗马帝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时期。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存在悖论，反而通过两者之间罕见的正常关系，反向说明了其他历史时期悖论原因所在。

“五贤帝”时代的具装铁甲骑兵，被认为是“最适合大规模战斗的骑兵。”，是公民步兵军团最重要的两翼护卫者

军队与帝国之间的悖论关系

探讨皇帝与军队之间的悖论关系，不能回避军队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帝国与军队之间的悖论关系是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另一种表现形式。

恩格斯指出:“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某种意义上讲，罗马能够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保卫漫长的边境线免遭外族侵犯，与军队职能的充分发挥有密切关系。

罗马帝国时代的欧亚大陆

而当军队拒绝履行这两项职能时，则不仅稳定繁荣无从谈起，酿成内乱、内战在所难免。68-69年内战、192-193年内战、“3世纪危机”、“军营皇帝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实，从反面印证了军队背离自己职能给帝国带来的种种祸患。

1、造成罗马帝国政局混乱，内战、阴谋、暴政接连不断

屋大维兵定埃及，回师罗马并未解散军队，反而贪婪地攫取政权，巩固军权。如打着“恢复共和”的旗号改组元老院，并确立自己为首席元老，使元老院变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附属机构；以弱小省份“平静无战事”为由将其还给元老院，而“把强大的省份留给自己；”“逐步建立了这一支强大的近卫军，随时用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威吓那些元老，并用以防止或尽快摧毁刚露头的反叛活动。”

但从公元前 1 世纪, 到君士坦丁大帝遣散近卫军的几百年时间里 ,近卫军日渐感到“君主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实际上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骄横情绪日益滋长。在皇帝们的娇宠、纵容下，近卫军更是恣意妄为、肆无忌惮，逐步演变成为作恶多端的“ 特种军队” 他们残暴地杀害了康茂德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然地拍卖帝国皇位，使帝国政局陷入一团混乱之中，且仅几个月内就有两位皇帝被杀。

“一旦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公开显现出来，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都想依靠手中的军队，寻求攫取政权，一试身手。”军队为行省军事将领觊觎皇位开了绿灯。“要么安抚军队，要么灭亡”成为皇帝的座右铭。

从235至285年，短短的50年间，皇位更替与军团之间厮杀相伴随，军队哗变和内战此起彼伏，26位皇帝被军队拥上王位，平均不到两年便发生一次“非自然”的皇位更替，而在这26名皇帝中，仅有一人没有成为军队的刀下冤魂，属于“自然死亡”。

奥古斯都当政后为稳定时局、树立权威设立禁卫军，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解散了这支已服役了300年的军队

2、使帝国赋税沉重 , 生产停滞 , 经济逐渐衰弱

“金钱是内战的动力” , 只有金钱可以收买军队 , 有了军队才可以在内战中取胜进而登上皇位。于是野心家们为实现自己执政的目的 , 在“让士兵致富 ,其他皆可不顾”信条的指导下 , 不惜以货币贬值 , 征收没收性赋税以耗尽其地区资源换取军队的支持。“为了供养军队 , 帝国转而成为一架专为创造设计税收的庞大的行政机器”。并且这些暴君们完全不顾人民群众的怨声载道。如“人民群众普遍反对内战之后制定的 ,对拍卖的商品所征收的百一税。但是提贝里乌斯却提出 , 军用库是需要这笔款项的”。繁重的税收严重挫伤了地主、小佃农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 造成生产的停滞前。

由于罗马士兵在公元 405 年以前没有薪给，其报酬来自战利品的获得。这就注定战争的其掠夺性。这种掠夺造成大片土地和城市的荒毁，军队的互相残杀、战俘的不断减少等导致大批劳动力的丧失，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造成 , 大批农庄生产萎缩、城市萧条。

当维提里乌斯军队到达意大利时 , “意大利目前所遭受的苦难却比战争灾祸更加严酷 , 更加可怕。分布在各自治市和移民地的维提里乌斯派军队劫掠、盗窃、残暴、淫乱 , 无所不用之极。⋯⋯他们熟悉当地情况 , 就把那最殷实的农庄和最有钱的财主划出来作为掠夺的对象 , 如果对方稍有抵抗便杀掉了事。

3、使军队腐败变质，国防松弛，最终国门洞开

从根本上说, 军队的堕落是整个罗马帝国堕落必然结果。 在世风不古的罗马帝国 , 让军队不受到“ 污染” 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军团士兵腐化、奢侈，居功自傲，对罗马人民粗暴野蛮、滥杀辱骂成为常事，堕落成国家的一群寄生虫，难以抵御外敌入侵。

古罗马士兵装备

“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地住在军营中，尽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生活。”

“最后，罗马人丧失了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甚至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武器⋯⋯士兵们认为这种武器太重了。他们得到皇帝格拉蒂安的允许不穿铠甲，后来，索性连头盔都不戴了。”

自共和国末年以来公民人数锐减，在公民中征召军队面临着重重困难。于是自图拉真皇帝以后罗马开始征募辅助军队。

“罗马人和蛮族缔结了条约，因为蛮族不像罗马士兵那样奢侈，没有罗马人那样的气质，也没有罗马人那样的要求。”

罗马军团

由此，边疆少数民族侵入了帝国的肌体，他们渐渐依靠自己的实力而成为军队的主力，甚至许多升到军官的职位。为了抵御蛮族，罗马还采用“以蛮制蛮”策略，雇佣日耳曼人来抵抗日耳曼人，致使日耳曼人大批进入帝国。

在3世纪，罗马军队中已经介入了日耳曼人、摩尔人以及来自多瑙河、伊利里亚和达尔马西亚地区的蛮族人。“到4世纪下半叶，大部分身居高位的军人都是日耳曼血统。”由于这些部族是罗马帝国征服的对象，长期受罗马人歧视，从思想意识上敌视罗马，并且长期觊觎罗马的财富。

古日耳曼人——罗马帝国门口的野蛮人

奥古斯都时，他们慑于罗马的强大；而此时，罗马内部空虚、行将就寝，则为他们提供了机会。“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加之蛮族本身同帝国统治当局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使得国家外防松懈，时常国门洞开，十分便于境外蛮族入侵。”最终，公元476年，蛮族攻陷了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

军队与皇帝之间的主从关系探究

在皇权无法与军权抗衡的年代，皇帝性命有朝不保夕之虞，军队成为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左右局面的“主角”。出现了“主仆”错位悖逆关系：军队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皇帝，也有“权力”和“资格”将皇帝的命运玩弄于掌股之间。罗马帝国缘何会产生这种悖论关系? 以下几方面原因需要阐释：

1、帝国统治者和军队的特殊关系并非依靠制度保障的，而主要依靠元首、皇帝个人的能力。

元首皇帝的能力——尤其是对军队掌控的能力，便直接决定了皇帝的命运。帝国时代，军队和皇帝之间表面上似乎不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事实，不存在军权与王权的对立和矛盾，但实际上帝位传承过程中却始终表现为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是军权与王权矛盾的总爆发。举凡帝位能够平稳、正常传递，泰半归于皇帝对军队控制得法。

罗马帝国元首制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

“为了防止反叛,皇帝们也知道要成功地控制军队,并在士兵中赢得声望”。

“每一个皇帝个人都与军队关系密切——作为军饷发放者、同僚、出资人——以证明他自己就是一个勇敢和值得尊敬的士兵伙伴，从而赢得士兵的忠诚。所以，到1世纪末时，皇帝亲自指挥所有重要战役，使自己的角色更接近军事领导者不足为奇”。

问题在于，并非每一个皇帝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才酿成军队动辄杀戮皇帝的局面。“五贤帝”治下的帝国稳定强大，与“五贤帝”强化军纪，治军有方密切相关。“军纪严明和统治技巧高超,则王位觊觎者近乎没有”。反之,失去控制的军队就会把握皇帝的命运,对皇帝生杀予夺。帝国历史上，王朝更替，帝位传承总是一个动态和变化的过程。与此相比,军队却是百年一系，不断导演、参与帝位传承,左右着皇帝的命运。

2、军队的堕落、腐败、蜕变。

罗马帝国军队前身是共和国时代以公民兵为主体的军队。进入帝国时代，公民数量远远不及军队发展需要, 帝国征召非公民入伍逐步增多。军队成分量变过程, 进一步加剧了军队的质变。进入帝国时代后, 即使是罗马公民也没有了共和国时代的爱国主义激情。

“公元 3 世纪, 罗马军队主要由各行省的农民组成……罗马皇帝也招募蛮族参加军队, 以补充兵源”。

“罗马的年轻人逃避征兵导致军队衰落。他们不再有爱国主义激情, 视服兵役为应逃避的奴役。”

【抢劫萨宾妇女】

军队之所以屡屡干预帝位传承，动辄拥废皇帝，是质变的集中反映，揭示了由曾经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公民兵性质的军队，堕落成为一伙与兵痞无异的不逞之徒的事实。

“军队在共和国末期一直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军队的动向直接对政局发生影响，但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奥古斯都却做到使军队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至少他在世时如此)而不是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杰作。”

这里所说的“独立的政治要求”，我们认为包括了日后军队对元首、皇帝的“挑剔”与选择。这种“独立的政治要求”本身就是军队与元首、皇帝关系悖论化的写照：理论上军队应无条件服从皇帝，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却又可以向皇帝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

荷加斯兄弟之誓

这种堕落既有军队自身内在因素，更不应忽视整个社会腐败堕落对军队造成的“染缸”效应。从制度层面分析，募兵制、雇佣兵制使军队和士兵为金钱所驱使；而从社会层面分析，则不能忽视社会对军队产生了巨大负面效应。

“对于皇帝来说,为了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求助于军队是一可行之路。大多数成功的皇帝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给予军队奖赏,或在登基时提高军队的军饷”。

这种变相的以金钱换士兵忠诚的做法一再被许多皇帝采用，而结果不仅没有“换”来士兵的忠诚，反而使自己的命运落到了日益失控、为所欲为的军队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皇帝控制军队和 “权力真空”。

举凡专制君主都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并利用军队实现自己的专制目的。但在罗马帝国, 却另有一种客观事实。皇帝名义上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形式上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士兵入伍后要对皇帝宣誓。而实际上，皇帝的军事指挥权取决于对军队的控制程度，“因人而异”是必然的，无法一概而论。

元老院是古罗马的政权机关。最早出现于王政时代，作为国家咨询机关，由氏族的豪门贵族长老组成，即长老会议

随之而来自然产生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帝国最高军事统帅的皇帝没有军队，也未直接掌控军权，由此产生的 “权力真空” 则由那些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充填”。所谓的元老院则被搁置于一种虚设、或程序的地位。 一旦皇帝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或控制不力，军队便成为“无冕之王”。军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取舍皇帝。

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大多数历史时期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帝是由元老院宣布皇帝才是合法的，而元老院却没有权力选择和拥立皇帝。当强悍的军队把自己选择的皇帝推到元老们面前时，元老院的唯一选择是 “服从”。由于罗马帝国“真正的权力依赖对军队的控制”，所以，其连锁反应是：“权力真空”难以克服, 皇帝命运也无法自己把握。

公元前 44 年,凯撒大帝独自一人步入罗马市中心的元老院……

结语

纵观罗马数百年帝政史，军队流弊深重，皇帝每每被军队玩弄于股掌之间，帝位传承的历史动辄演绎成不同派系军队之间纷争、内战的历史；成为军队日益跋扈 , 屡屡弑君杀主、发动血腥宫廷政变的历史。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剧烈动荡的代价 ”。

皇帝与军队、军队与帝位传承, 类似在其他文明古国属于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在罗马帝国却充满了随机性、随意性以及无规则性。军队与帝国之间产生了罕见的悖论关系：帝国稳定须臾离不开军队 , 而在罗马帝国 , 许多时候军队却是内乱的罪魁祸首 ; 军队可以为帝国带来和平 , 但也经常在罗马城内摆开战场 , 肆意杀戮。以致于历史学家评论说:“没有哪个皇帝能在自己军队那里得到寥寥数年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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