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皇室宗亲和满洲贵族似乎都集体萎靡了，除了恭亲王奕訢外，其风头都被汉族大臣所取代。其实，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不该被忽视，其能力仅次于奕訢，他就是倡导洋务新政的中枢大臣——文祥。
文祥，瓜尔佳氏，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道光二十五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由此走上仕途，后累迁郎中。咸丰七年（1857年），文祥担任太仆寺少卿。次年，署刑部左侍郎，迁内阁学士，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右侍郎。咸丰九年（1859年），文祥奉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任户部左侍郎。此后，他便成为咸丰末年、同治朝、光绪朝初年时期中枢大臣，直至去世前一直活跃于晚清的政治舞台。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兵退通州，密疏奏请咸丰帝出走热河。当时，文祥以“恐摇动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我能往彼也能往，力持不可”冒死叩留。并于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匡源、吏部右侍郎杜翰一同上疏，请“罢木兰之议”，让天下明了皇帝坚守京师的决心。
但是，咸丰帝没有接受文祥的建议，于九月二十二日仓皇逃奔热河，并命文祥署九门提督，随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与英法议和。其后，奕訢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不久，文祥与奕訢及大学士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任命恭亲王奕訢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首席大臣，它的职责是：办理外交事务，派出驻各国的公使，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并管辖三口通商大臣（后改为北洋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后改为南洋大臣）。文祥和桂良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
自总理衙门成了之后，便与军机处一样凌驾于六部之上成为重要的决策机构。文祥任总理衙门大臣期间，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清朝中央政府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驾崩。文祥于其他大臣上疏奏请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并协助奕訢、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处死了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人。文祥也由此成为晚清统治阶级中的当权重臣。
同治元年，文祥擢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并任内务府大臣，兼都统。同治四年，文祥署户部尚书。这一年，东北地区的王达、马傻子领导的起义军占领梨树、伊通、开原、铁岭，围攻长春和盛京，屡败清军。文祥奉命率神机营前往镇压，次年四月，在清军的猛攻下，起义军被彻底剿灭。
同治十年，文祥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升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亲政不足两年的同治帝病逝。光绪帝即位后，文祥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期间，他曾与奕訢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他既主张重视海防建设，同时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又顺利收复了新疆，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文祥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在历次重要的内政外交中，他以自己独有的见解参与其中，不仅维护了晚清政局的稳定，客观上也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向。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四日，文祥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赐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贤良祠，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