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贸易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这是置办货物的基础。对于行商来说，靠辗转买卖获利，不需要有固定的店铺，只筹集货币资本即可。在明代小说材料中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的资本筹集方式各异，主要有自筹、典当和借贷、委托资本等。
1、自筹
(1)父祖赠予或遗产
明代商人中世家经营商业的情况屡见不鲜，利用家中长辈赠予或遗留的资本经商是明代商人筹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有家业的商人很多人都是世代经商，积攒了相当数量的财产，为子女铺垫好了经商的道路。
湖广商人蒋誉是做粮食生意的，年纪大了，打发儿子接管生意，让他去汉阳贩米，给他二三百两银子做本钱，甚至帮儿子安排好了相熟的牙行。徽州人陈简也是给儿子五百两银子做本钱，其子陈鲁生十八年后也将本钱托与儿子陈润发经营。这类情况大多出现在商人世家中。
也有继承父祖经商遗产做资本的，蒋青“因祖上收买一乡宦家铜香炉一十余个，不期都是金的，将来变卖了数千金银子，代代传下，渐渐的积将起来。到父亲手内，有了百万之数。”书生王文甫“他祖宗三代，俱是川广中贩卖药材，挣了一个小幸园。……因祖父生涯，平素极俭，不免弃了文章事业，习了祖上生涯。”商人蒋兴哥情况也大致相仿，都是将继承遗产以作贩运资本。
到了明中后期，饶有家资的人户也渐渐将积攒的钱财付与后辈经营，经商已经成为百姓意识中生利的重要手段。很多人原来并不是专门经商的商人，如浙西商人葛洪“家世富贵”，他对朋友说：“我承祖上之业，颇积余财，欲待收些货物前往西京走一遭”杭州商人柴胜，依从父命，整理本钱“将银两贩布三担”，前往河南发卖。"他二人都是祖上就积累了一定的赀财，有能力购置货物。总之，明代靠父祖赞助作为贩运资本的商人非常多，这里不一一举例。
（2）积攒成家
有些贩商资本是靠劳动所得苦苦积攒积累起来的。在《禅真后史》里提到一个叫聂一撮的商人，聂一撮的贩运资本就是靠佣工时省俭积攒下来的，从小做大，成了一个悭吝的财主。苏州“齐门外有个老者，也姓王，号继轩，为人智巧不足，忠厚有余。祖、父并无遗业，是他克勤克苦挣起一分人家。”王继轩以置田地起家，兼而经商，做了三千金的家事。
徽州的程宰兄弟因贩商折本，只得与辽阳一位徽商做了管账的朝奉，在海神指引下购买大黄和黄柏两味药材，“身边积有佣工银十来两，尽数买了他的归来，搬到下处。”后来经过几次买卖，他从资本十来两的小商人辗转成了坐拥五七万两银子的大商人。而“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余两。”这位商人，从小买卖起家，肩挑十余年才积攒了七十两资本。
这几个例子是明代商人资本来源的典型性代表，一个靠佣工积攒资本，一个靠种田地起家，渐而置办房地产销售农产品，一个则是来源于商业性收入，通过富商店铺中管账获得佣金。最后一位商人是从小额买卖积攒起来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由小到大，以劳动、省吃俭用的方式积攒资本，再以贩运获利。
还有靠佣工积攒贩运资本与人合伙的例子，该条材料既出现在讼师秘本《萧曹遗笔》中，同时也于《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中有相同的记录，原告拿出靠佣工积攒的二十两娶妻本钱与人合伙卖鱼，结果被拐骗。佣工之人以资本经商确实可以反映出明代商业资本的广度。
（3） 来源于妻族
也有一些人手中乏钞，依靠着妻族的财力做本钱，最后成为富有的商人。其中阳埠镇上的后生桃有华就是这样一位商人。他父母早亡，只开了一个小小的村店勉强支撑生活，后来娶了妻子酆氏，后面提到他置办了六百余金的货物，这全是来源于妻子的妆奁，这对原来开个小小村店的桃有华来说是自己不能筹措的。
还有借助妻子之力的魏进忠，在得知临清麦种涌贵的消息后，魏进忠开启短暂商人生涯的资本就是靠傅家母女的这三千石麦子。徽州地区一位女性就是将自己的妆奁拿出来换银两，交给丈夫作为经商资本，只是可惜的是，丈夫委托仆人经营，结果被仆人侵吞。
（4） 其他
有的商人没有资本，获得他人赠予经商。这里的赠予不包括父母的赠予，而是他人对商人的赠予。洞庭叶姓商人因眷恋一名叫冯蝶翠的妓女，将经商资本都作为缠头，挥霍一空，只得到磨坊帮佣。后与冯偶遇，这是妓女私赠，商人以此赠转贩发家。羡阳寡妇颜氏因与奴仆杨懋思有奸，将资本私赠奴仆“往鄂州贸易，或置田产”，置立产业，两人完婚，结果被骗，这则也是女子私赠的一则案例。
还有的商人获得意外之财，如苏州的王生，外出经商屡次遭受打劫。后来打劫他的强盗给他一船价值千金的芒麻，芒麻捆中“乃是几层绵纸，包着成锭的白金。随开第二捆，捆捆皆同。一船芒麻，共有五千两有余。”王生以此为基础，出外贩运，没几年便成了大富之家。有些行商经营的资本来得并不光彩，永嘉县有一居民伍星，其妻莲姑被豪绅朱公子看中，只得和奸，朱公子出百金给莲姑，“莲姑取出钱银，兄弟二人贩些籴粜生意，已发千金。”
通过对以上各类自筹方式的探讨可知，自筹资本来源广泛，主要以自身及亲属的家产数量直接相关。自筹的资本水平亦是高下不等，资本较大的如蒋青祖上遗留的数千资本、王继轩自己积攒的三千金家事和苏州的王生获得强盗赠予的价值千金的芒麻及其中藏匿的五千两白银；而小的资本有如歙县刘兴数年经商积攒的七十多两白银；在小说材料中的自筹资本中，还是以几百两的资本水平为主，这样的资本水平在明代属于中小资本的商人。
2、借贷和典当
在明代，典当和借贷也是较为常见的资本筹集方式。很多借贷资本都是通过与他人借贷以利息的方式偿还本息，而典当则是以一些固定资产做抵押获得资本，通过归还本利赎回所典之物，典当是借贷的一种表现形式，专门提出典当问题是对明代以典当房田作物经商资本的实例的考察。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买房置地是根深蒂固的守财之法，而明代小说中已有不少商人在需要资本时，将房屋田地出售或抵押以获得货币资本。南海商人秦世芳也是将家中田地卖掉，得银二百两作为经商资本。在缺乏资本的时候，典卖田地是一种快速筹资的方式。这些实例都是将田地典卖作为商业资本的来源，表明了商人重商而不重田思想观念，可见，传统的农本思想受到了重商意识的冲击。
除了抵押典当外，立据借贷也是商人筹资的常见方式，尤其对于小额资本，借贷是常见的筹资方式。做盐商小牙人的许二、许三兄弟俩“要往江湖贩些货物，缺少银两凑本”，向韩某借贷遭到拒绝。
《警世通言》中的吕大郎“在家里坐不过，向大户家借了几两本钱，往太仓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匹，各处贩卖，就便访问儿子消息。”邵武商人龚一相瞅准广东潮州册纸甚贵，“揭债买得二十担来爷台发卖。”商人罗子仁准备买米没有资本，向本县豪富吴旺借取贷款，这几个商人都是小资本借贷用于经商的例子。
一些对资本需求较大的商人也通过借贷来完成贩运。以高额利息为率通过借贷筹措大笔商业资本，扩展生意规模或承揽高额回报的政府采办项目。
在明代以借贷做经商本钱的情况在徽州商人中更为常见。傅衣凌先生就提到贷款资本与商业资本是孪生兄弟，徽州地区有着经商传统，明代的徽州地区“地狭民众”，“地狭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射利之徒愈广”徽人“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
正是由于徽州地区经商观念及商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该地区典当业非常发达。因此，借贷资本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徽州地区盛产木材，木材生意也相对需要较大的资本，商人“揭本【若干】，凭牙，拚杉木一片，契约存证”这些交易都是靠借贷资本进行。徽商的商业活动离不开借贷，在商业贸易越发达的地区，商业资本与贷款资本相互之间的联系与转化程度也就越深。
可见，在明代以典当和借贷作为经商资本的情况已属常态，尤其在明中后期受到商业发展的刺激，典当、借贷也成为重要的资本筹集方式，资本水平也从几十两到数千两不等。
其中典当是受自身财产水平的限制，大多是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的中小资本水平；借贷资本水平既有几十两到几百两的中小资本水平，也有上至千金、数千金的大资本水平，这与债权人的财富水平相关。但是通过对明代以借贷作为行商经营资本的实例的数量来看，中小水平的资本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3、合伙
合伙是也是明代长途贩运筹集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二刻拍案惊奇》中有来自开封府杞县的商人赵申和钱巳，他二人“合了本钱，同到苏松做买卖，得了重利这二人合伙属于货币资本合伙，共同出资，共同营运。江州盐俭江玉得到苏州一富商促销锦缎的消息，因缺乏资本来寻盐俭鲍顺，与鲍合伙同去。江俭缺少资本，鲍顺为主要出资人。
同样合本共同经营的还有黄善聪与李英，“于是（善聪）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货物，和那帐目，也交付与张胜（即善聪）。但是两边买卖，毫厘不欺。"两人将资本统合，以所执有的资本和货物来分成。合伙在明代商业领域已经成为常见的筹资、融资方式，常常成为商人扩充资本的重要手段。
4、侵占他人资本
以本生利本为商人生财之法，本多而利大，有一些商人为了逐利，不惜昧着良心侵占他人钱财以获得经商资本。在明代小说中有不少这类题材的故事，可见，在商业法制尚不健全的明代，侵占他人财产来经商的行为并不在少数。
(1)、以打劫、盗、骗的财物为资本的
商人经商的本质便是逐利，将资本及利润最大化成为他们毕生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可以不顾良心，劫盗骗抢其他商人财资。有商人纪胜，途遇同乡苏广父子一同前往福建卖布，本打算骗取苏广银两，结果被苏广识破，反将纪胜银两偷换走。无论是纪胜还是苏广，这笔钱都是会继续用于长途贩运的。情况相同的还有商人张沛偶遇同乡刘兴同卖棉花，张沛险被刘兴盗走五百银子。
有的商人不远千里出外贸易，途中或被觊觎钱财坑杀，而伤人越货者不乏经商之人。“浙省台州一个赵小乙，出外做生意，路上遇着一个李敬泉，同伙而走。那李敬泉本钱却多，被赵小乙瞧见了。……赵小乙就地拾起大石一块，在李敬泉头上着实几下，打得脑浆迸流而死。……银子取而有之。”后来赵小乙同蒋七老合伙做生意，说出此事，最终败露/赵小乙谋死李敬泉后将其资本继续投入经商中。
同样谋害同伴的还有钱巳，将一起合伙的赵申谋害，银两据为己有，由于钱巳是专门贩运的商人，这笔钱也有可能成为继续贩运的资本。原来经营牙行的程永因贪图僧人银两，将其杀死“次日起来，就将那僧人银两去做买卖，未数年，起成大家”弓他用这笔钱作为经商资本，发家致富。
(2)、贪占他人财物。
除了上述以过激行为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外，一些商人不守商业道德，昧心贪占了他人财物。
在明代嘉、万时期，江西建昌儒者马麟如在扬州托朋友万子渊往家寄银，万子渊又托付一夏布客人代为寄回，“谁想夏布客人因贪小利，竟将所寄之银买做货物，往浙江发卖，指望翻个筋斗，趁些利钱，依旧将原本替他寄回。不想到浙江卖了货物，回至邬镇地方，遇着大伙强盗，身边银两尽为所劫。”‘后夏布客人得知万子渊已死，便赖掉这笔钱财。夏布客人就是利用他人钱财经营希冀获一转手之利。
广东南海商人秦世良与秦世芳各自携带二百两银子往湖广贩米，在湖广偶遇后世芳发现银两不见了，就诬世良为盗，占了秦世良的银两。’’虽然之后秦世芳盈利后归还了世良的银两，刘秋根先生把他二人的经商关系作为合伙关系来处理，但是在秦世芳辗转获利的这个过程中，始终背负着贪占同乡商本的事实。
无论上述哪种，获得这类资本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违法不守商业道德的基础上，正所谓君子有财，取之有道，在相对的商业法规不够完善的明代，商人建立自我道德修养也是建立有序的商业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类筹资手段带有强烈的随机性，虽然很多现象非常普遍地出现于明代社会之中，但是就资本筹集角度来说，并不能成为主要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