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珠峰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活动，高达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峰顶险象环生。即便是有资金保障，最好的装备、事前训练和人员协助，仍有可能在山顶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莫测的雪崩和难以预知的身体反应中遇险。珠峰究竟有什么魅力，“诱惑”一代又一代人去征服它？
《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的作者为登山家、作家马克·辛诺特（Mark Synnott），希望解开一个谜团，那就是在中国人登顶30多年前，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究竟有没有达到顶峰？为此，辛诺特在2019年春天投身于一场几乎没有希望成功的珠穆朗玛峰登山之旅。探险团队一路追寻到加德满都，再到青藏高原，一直到珠峰北坡，并陷入一场巨大的风暴……
这一年是“珠峰崩裂之年”，登山季来到时，大量登山者涌上珠峰，造成峰顶第二台阶顶部的“致命大堵车”，最终有11人在珠穆朗玛峰遇难。2019年5月30日，辛诺特经历了混乱和艰难，一度在死亡边缘游走，但之后如愿登顶，但他在下撤的路线上还是没有找到欧文和那架相机。以下内容选自《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美]马克·辛诺特 著，舍其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3月版。
那天上午，其他所有人离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只有咫尺之遥，而我坐在营地里，感觉自己就像搁家里赶作业的孩子，而好朋友们都在外面参加狂欢派对一样。山上所有人都在赌天气，而他们正在赢得这场豪赌。那一刻，这个登山季梦想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很多都站在了地球上最高的地方，要不也是很快就会站上去。我们没有去，其实也是在赌。如果就这样了呢？如果这个登山季没有第二个窗口期呢？我们的大本营负责人达娃，那天早上对我们留下来等待的决定也颇有微词。
珠穆朗玛峰是一门生意，而生意的成败全看资产负债表。我们在山上每多待一天，就要多花达娃一天的钱，包括工资、食品、管理费、各项杂费等等。错过这个天气窗口，我们就浪费了喜马拉雅探险公司好几千美元。当然还有西藏登协，我们没完事儿他们也不能离开，而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开支和想法。毫无疑问，西藏登协的人也会很想早点回家跟家人团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还会允许我们在山上待多久。
这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跟杰米一起回顾了一下长期天气预报。情况不容乐观。所有人都管马克·德凯瑟做的叫“欧洲”珠峰天气预报，他和费金都认为，目前这个窗口正在关闭。现在预报的是，未来几天会有大风。他们认为，我们还会有一个登顶窗口期的概率是一半一半。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北坳现在会不会成为我们此行抵达的最高点，成了天意。
死亡地带并不是非黑即白
那天凌晨，一丝天光都还看不到的时候，45岁的奥地利商人莱茵哈德·格鲁布霍费尔（Reinhard Grubhofer）用尽全力爬上了第一台阶顶端一块光秃秃的岩石。站在这个海拔8560米的著名地标上，格鲁布霍费尔大口吸着氧气面罩里的氧气，花了一分钟才搞清楚自己在哪里。这时候飘着小雪，风也很小。按照天气预报，环境温度应该在-37℃左右。他往前看了看，山脊上是一长串头灯，就像圣诞彩灯一样。他估计自己看到的头灯有80个的样子，但实际上，在东北山脊上面这一段，这些穿成线的头灯的数目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他所在的登山队是最后离开突击营地的队伍之一，一直到夜里11点才动身。
在南边远处，在尼泊尔一侧的珠峰东南山脊上，他看到也有同样的一长串头灯。几百只小小的萤火虫排着队慢慢向地球的最高点行进，真是一个神奇的景象。但格鲁布霍费尔对自己看到的情景并没有觉得有多高兴，反而是深感不安。还在为攀登珠穆朗玛峰做准备时，他就经常做同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山上碰到了大堵车，堵在中间进退不得。而现在，这个噩梦可能正在变成现实。
他想起自己对妻子安吉丽卡（Angelika）和四岁女儿诺拉的承诺，他们对女儿的爱称是“小老鼠”。他曾和她们开玩笑说，他就像一只飞去来器，冒险结束之后总是会平平安安地飞回起点。他也曾告诉妻子，他了解自己的身体也知道自己的极限，如果到了出于谨慎考虑必须回头的关头，他会毫不犹豫转身返回。在他们位于维也纳的舒舒服服的小家里，这么说听起来非常理性也非常合理，但现在，在东北山脊上他意识到，在死亡地带这么高的地方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好多不同灰度的灰色重叠在一起。
给他提供登山服务的是一位传奇人物，名叫卡里·科布勒（Kari Kobler）的瑞士向导。他告诉这支队伍，理想情况下，他们会在日出时登顶，这样能留给他们12个小时以上的白昼时间用来下山。但也有一些机动的余地。他把关门时间定在上午10点，到这个点无论爬到了什么地方，就算离顶峰只有30米，也必须掉头往下走，不能有任何质疑。11个小时本来无论如何都够登顶了，但这人山人海的样子让一切都慢了下来。格鲁布霍费尔在第一台阶底部就等了将近半小时。还有240米的高差，在曙光初现前登顶已经不可能了，而现在就连能不能在关门时间之内登顶看起来都不能确定。我能做到吗？他问自己。有一阵他抬头往上看，仍然满怀希望。好的，这么做可以的。打起精神，莱茵哈德。你做得很好。我们继续前进，登上该死的顶峰！但随后又有另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在干吗？花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你该掉头往下走了。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听到冰爪在岩石上刮擦的声音，他转过身来，看到恩斯特·兰德格拉夫（Ernst Landgraf）也无比艰难地翻上了这个台阶。兰德格拉夫跟他住同一个帐篷，也同样来自奥地利，生活在奥地利东南部施蒂利亚州（Styria）的一个小镇，这个乡村地区以农业和多山而闻名。兰德格拉夫的德语方言口音特别重，格鲁布霍费尔生活的地方离首都只有几小时车程的，有时候很难听懂兰德格拉夫说话。兰德格拉夫有家室，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和野外滑雪运动员，已经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六座。他以前在建筑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而且颇有建树，两周前他退休了，随后便启程来到了珠穆朗玛峰。跟很多有志于加入“七大洲最高峰”俱乐部的人一样，兰德格拉夫也有意把最难的这座山留到了最后。
兰德格拉夫悄无声息地走上来时，格鲁布霍费尔觉得，这位奥地利同胞能走到这么高的地方，已经相当了不起了。这次登山从一开始，兰德格拉夫就一直头痛得非常厉害，因此还在大本营的时候科布勒就让他吸着氧睡觉。他们开始一轮轮上山适应的时候，兰德格拉夫总是落在后面。在用餐帐篷里，他对自己适应起来有多艰难直言不讳，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考虑就此放弃。
格鲁布霍费尔很喜欢兰德格拉夫，而因为他俩都是奥地利人，他们队伍一路过来住酒店时，科布勒总让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彼此都很友好，两人之间也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分歧或紧张局面，但确实让格鲁布霍费尔有点儿恼火的是，兰德格拉夫似乎并没有为这次登山刻苦训练。兰德格拉夫说，那个冬天和春天他一直辗转阿尔卑斯山各地滑雪，但并没有严格按照科布勒为所有客户制订的训练方案去训练。因此，兰德格拉夫不仅是这支队伍里年纪最大的，也是体能状态最差的。既然一支登山队的实力由其中最弱的成员决定，人们很难不因为兰德格拉夫没有做更充分的准备而感到有点恼火。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着实有些奇怪。到要去冲顶的时候，兰德格拉夫突然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前一天，他们俩差不多同一时间从2号营地（7790米）出发前往3号营地（8300米），珠穆朗玛峰的向导们早就从多年经验中知道，对大部分登山者来说，这都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表现很好的人会有很大机会登顶，表现不怎么样的第二天可能就得往下走了，而不是继续往上。格鲁布霍费尔这一天过得很糟糕，可能有部分原因是他的氧气面罩跟他棱角分明的面部特征不大匹配。面罩总是滑到他下巴上，他从来没觉得这个面罩在他脸上严丝合缝过。早先兰德格拉夫走在前面，这一天里他也一直在跟大家拉开距离。登顶这一天他又冒了出来，看起来强壮得很。看到朋友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正是格鲁布霍费尔现在需要的动力。他转向山顶，跟自己保证说，到第二台阶的时候他会重新评估。
他一定是落在了后面，
自己的氧气也用光了
格鲁布霍费尔看到的他前面的灯光，有一束属于印度素食主义登山者昆塔尔·乔伊舍尔。乔伊舍尔来到第二台阶底部的时候，也开始对此行产生疑问。他是这天晚上最早一批从突击营地出发冲顶的人之一，他的夏尔巴协作名叫明玛旦增（Mingma Tenzi），他俩属于另一支更大的登山队，不过他们比其他人先出发，因为想着走在队伍前面肯定比在后面要好。他们俩多年来一直都一起登山，他们学到的一件事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或一支两个人的队伍，而不是六个人或八个人的队伍，那么比你慢的队伍会更有可能让你超过去。
快速超车是成功登上大受欢迎的8000米级山峰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他们越来越接近走得比较慢的登山者的时候，明玛会把乔伊舍尔的氧气流速上调到4。这样一来乔伊舍尔就能快速接近他们，表现出身轻如燕的样子，而大部分人也会很乐意让他们超过去。超车需要暂时从路绳上解开，所以把握好他们的速度和时间也很重要，这样就可以在地形不那么险峻的地方超车。超过去并安全扣回到路绳上之后，明玛会马上把乔伊舍尔的氧气流速再调回去。（跟大部分夏尔巴登山者一样，明玛的氧气流速会设在1上面，而且这一天都会一直保持这个流速不变。）这个策略那天早上他们已经用了几次，效果也都很好，但有一支队伍他们没能成功超过去，那就是“超越冒险”登山队。第二台阶是整条路线上最困难的一段，现在他们就被困在了第二台阶的底部，前面是三个印度小孩，在梯子上乱动。
第二台阶并不是一道连续的岩壁。这一段的高度总共有27米的样子，但分成了两层，中间有一段没那么陡的积雪路面。下面那段基本上就是一条之字形的坡道，没有上面那么陡。但当你尝试爬上去的时候，这一段的梯子会嘎吱作响，还会移位。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有个印度孩子压根儿不知道怎么才能爬上这个摇摇晃晃的装置。乔伊舍尔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孩子踏上最底下一级横档，梯子移位了，那孩子的脚滑下来，整个身子也挂在了上升器连着的路绳上。另一个孩子在他上面一点，还有第三个孩子在下面等着。有三个夏尔巴人夹在他们中间，乔伊舍尔听到他们在朝那个孩子喊叫。这些孩子来自印度南方的部落地区，说一种叫做马拉地语（Marathi）的地方语言，但他们大多数都能听懂印地语（Hindi），这是印度的主要语言，夏尔巴人说的就是印地语。刚开始他们说的都是鼓励他的话，比如：“加油，你能做到的，你一直都爬得很好。”但那个孩子仍然在上面不得要领，局面便开始紧张起来。其中一个夏尔巴人冲他大喊，叫他麻溜的，这时在第二台阶下面已经开始形成小规模的交通堵塞。明玛把乔伊舍尔的氧气流速降到1，好让耽误的这一阵不会消耗太多氧气。堵着的人全都跺着脚，挥动着手臂，免得手脚冻僵了。
这样毫无希望地挣扎了半小时后，终于有两个夏尔巴人站到这孩子下方，从下面把他往上推，而上面另一个夏尔巴人一手抓住梯子，另一手往下够那孩子的背包带，就像机场的行李搬运工一样把那孩子拽上了上面的平台。
乔伊舍尔和明玛登上第二台阶后看到，这些印度孩子坐在一小块平地上，低头盯着自己的脚，胸脯上下起伏。明玛跟印度人的夏尔巴登山者讲了几句话，随后他们小心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走。三道台阶中，第三台阶是最简单的，只是一段大约6米高的岩壁。翻过这里之后，明玛和乔伊舍尔登上雪坡，后来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要经过这里向山顶进发。乔伊舍尔抬头看到，上面离他30米的地方有一盏头灯，那里有一段岩石横切，登顶路线在这里右转切入顶峰金字塔的北壁，这样就能避开一段陡峭的雪坡，而有人就在这道横切开始的地方休息。乔伊舍尔的头灯已经不亮了，但西边的天空挂着一枚亏凸月，在云层中时隐时现，雪地在渐渐减弱的月光下反射着光芒。天空时断时续地飘着小雪，雪花在乔伊舍尔的脸上打着旋。明玛走在前面，每走几步，他就会转过身，用头灯照亮他下面的斜坡，这样乔伊舍尔就能看到该往哪儿放脚。乔伊舍尔越过明玛向上看去，看到他们上面的那盏灯没动。
他们走上这片雪地顶端，发现一个夏尔巴人坐在一小段平台上，通过一团缠在一起的绳子挂在几个被砸进岩石裂缝的岩钉上。明玛用头灯照了照这个夏尔巴人的脸，发现是个年轻人，可能才刚二十出头，眼睫毛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冰。
“嘿，你怎么样？”明玛用尼泊尔语说。那人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明玛把手放到那人肩膀上摇了摇他，又说了几句“喂，醒醒，你还好吗？”之类的话。过了一会儿，那人动了动，慢慢抬起头来。他想说话，但说出来的话都杂乱无章。明玛看着乔伊舍尔，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他这情况不妙啊。”
明玛拉下那男子的面罩，放到自己脸上。什么都没有。随后他打开那人的背包，里面装满了氧气瓶。他是背夫，在为其中一支登山队运送氧气。他一定是落在了后面，自己的氧气也用光了。
明玛给他换上一个新氧气瓶，把流速开到最大。他说：“等几分钟再看看会怎么样。”
乔伊舍尔和明玛静静坐在雪地上，看着那个夏尔巴人，希望氧气能让他清醒过来。乔伊舍尔当然也明白，他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真正”素食主义者的梦想究竟能否实现，现在还不好说。在珠穆朗玛峰高处陷入麻烦的夏尔巴登山者不可能指望别人救援，因为唯一真正有机会施以援手的只有其他夏尔巴人，然而他们自己的客户通常都照顾不过来，他们又不能把那些客户扔了不管。但这时候乔伊舍尔认为，如果这个人无法恢复过来，他和明玛会放弃登顶，尽力营救他。他们没有商量过这事儿，但他毫不怀疑，明玛也是跟他一样的想法。乔伊舍尔认识到，是因为自己以前登过顶，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但如果他从前没登顶过珠峰呢？如果他是在2016年碰到的这个夏尔巴无名氏，他会怎么办？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太阳在青藏高原上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夏尔巴年轻人也开始清醒过来，不再是神志不清的样子了。有一阵他弓着背，盯着自己的脚，胸口上下起伏。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在慢慢恢复知觉的同时睁大了眼睛。最后，他的目光终于跟明玛和乔伊舍尔交接上了。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明玛告诉他，他的氧气用完了，他们发现他处于毫无知觉的状态。那人摇了摇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对这种情形明玛也不想苛求，但他还是告诫年轻人要多加小心。夏尔巴年轻人一个劲儿地用尼泊尔语说着“谢谢”，又过了几分钟他才站起来，最后说了一遍谢谢，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穿过这段岩石横切向前走去。
登顶才只是全程的一半
罗尔夫·奥斯特拉（Rolfe Oostra）睁开眼睛，看到自己两脚朝天。他背部躺在地上，头冲着山下，悬在一小段悬崖的边缘。我他妈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
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一个头，天空灰蒙蒙的。但对于老资格的澳大利亚登山向导奥斯特拉来说，这点光线已经足以让他看清，现在他就在第二台阶底部下面不远的地方。他用双手抓住一大块石头，两腿转了半圈，直到恢复两脚朝下坐着的姿势。现在透过靴子中间往下看着北壁，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差点就掉下去摔死了。如果他再多跌落一两米，他就会从悬崖那里飞下去，像一把大板斧一样飞下北壁，有可能一直要掉到2000米高的北壁最底下才会停下来。
奥斯特拉拱起背部，用双手从头到脚排查了一遍，看自己有没有受伤。简直像奇迹一样，他似乎并没有受什么重伤。但是，我是怎么从路绳上掉下来的？随后他想起来，那会儿他的氧气面罩出了问题。肯定是在他把上升器从一根路绳换到另一根路绳上的时候，氧气停止流动了。
现在，在他隧道一样的视野外围，他能看到有些灯光在晃动，就好像他是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下了一样。随着那些灯越来越亮，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再次昏倒之前回到相对安全的路绳上。他手脚并用爬上雪坡，重新扣回到路绳上，然后想了想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昏迷了多久？他能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是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客户，是一个名叫卡玛尔蒂普·考尔（Kamaldeep Kaur）的英国女人，大家都叫她卡姆，那时候她落在了他们这支登山队的最后面，掉队了。他四下看了看，没有看到她。她肯定已经爬上了第二台阶。就在这时，他被又一道亮光照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好像有人把聚光灯打在他脸上一样。但他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那束光，是从他脑子里出来的。
上午9点30分，莱茵哈德·格鲁布霍费尔挤进了一群人中，大概有二十多人，大家就这样推推搡搡地挤在山顶，周围的雪地往任何方向都是低下去的。格鲁布霍费尔已经登上了世界之巅，但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因为山体在大地上投下的三角形阴影而赞叹，也没有因为见到弯曲的大地而叹为观止，而是在死盯着不知道是谁的连体羽绒服的面料。每分钟都有更多人从山南山北两侧赶来推推挤挤地加入他们，好来一张必须要有的自拍。这感觉就好像在挤成沙丁鱼罐头的地铁上抢座位一样，而他也无比震惊地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在把他往道外面推。他心里想：这些混蛋都他妈什么毛病？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兰德格拉夫比他早几分钟到，这会儿正坐在峰顶北侧。他招手示意格鲁布霍费尔过去，随后往旁边挪了挪，腾出地方让他也能坐下。格鲁布霍费尔花一分钟时间定了定神，然后才过去跟兰德格拉夫握手，互相祝贺成功登顶。格鲁布霍费尔的向导扎西（Tashi）拍了几张照片。格鲁布霍费尔在奥地利为“观光大巴旅游”公司（Big Bus Tours）工作，他举起一面公司的旗子，上面写着：“观光大巴旅游。第一站，探险。世界之巅。”随后他拿手指比了个心。扎西又拍了一张格鲁布霍费尔和兰德格拉夫并肩坐在一起的照片，之后才放下相机。兰德格拉夫的羽绒服前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摘下了雪镜，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格鲁布霍费尔看向兰德格拉夫，看见他眼睛又红又肿，旁边还有深深的鱼尾纹。他看起来非常疲惫，但这也是意料之中。格鲁布霍费尔知道，自己看起来肯定也跟他一样狼狈。
面前终于出现一个空档之后，格鲁布霍费尔往北、往西都看了看，看到厚厚的云层逐渐笼罩了凌川峰和普莫里峰。他们的一位奥地利向导安德烈亚斯·诺伊施米德（Andreas Neuschmid）衣领上别着一台对讲机，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格鲁布霍费尔听出来是卡里·科布勒的声音，他在前进营地，一直在用一台鉴识望远镜观察自己队伍的进展。
科布勒说：“午饭的时候天气会变坏。你们赶紧下来。”
格鲁布霍费尔非常清楚，登山界有句老话，说的是登顶才只是全程的一半，而死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人，有70%都是死在下山路上。现在，一场暴风雪正在酝酿。他想起自己对安吉丽卡和小老鼠许下的承诺。飞去来已经飞到最远的位置，是飞回家的时候了。
格鲁布霍费尔费劲地站起来，转向兰德格拉夫，说：“喂，要小心啊。”兰德格拉夫茫然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几分钟后，他也站了起来，跟着自己的搭档开始下山。
“风积硬雪层”随时可能发生雪崩
几个小时后在前进营地，科里·理查兹转身对我说：“我在山上还从来没经历过这么漫长的夜晚。有那么一阵我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牙齿就像动画片里骷髅的牙齿一样，咯咯嗒嗒地响。”
现在是午饭后，我们五个人围坐在山晖公司登山队用餐帐篷里的一张桌子旁。我、雷南和山晖公司的大本营负责人艾米丽·特纳（Emily Turner）坐在一边，科里和托波在我们对面，肩并肩瘫倒在两张折叠椅上。过去半小时，科里和托波一直都在讲，刚刚他们走那条新路线爬上东北壁时有多带劲。托波的鼻子看着就像一块放在太阳底下等着风干的火腿，他脸上满是黑色的胡楂，眼神有些恍惚。科里的头发根根直立，他的鼻子也晒伤了。上次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身上无论是有什么火在燃烧，现在都好像已经被扑灭了。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人跟之前比起来，看着就像烧得只剩下空壳了一样。
第一天的攀登结束时，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海拔7400米的一面坡度为55度的石灰岩上，脚下是三十厘米厚的粉雪，非常松散。他俩精疲力竭，又没有地方搭帐篷，只能在楼梯梯级那么宽的一道屋檐上坐了一夜，腿就吊在屋檐外面。他们俩的保护点是打在上方一片松动的岩石里面的两枚岩钉，非常靠不住，他俩谁都不敢在上面承力。他们靴子都没脱就钻进了三季睡袋，结果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刚好能让顺着冲沟吹下来的雪直接灌进他们脖子周围打开的地方。没过多久，他们的睡袋就灌满了雪，他们发现自己被冰雪封住了，就像渔船的船舱里冻住的两条金枪鱼。
纪录片《珠峰清道夫》（2018）剧照。
那天早上在东北壁底下放东西的地方整理装备时，他们才发现把医疗箱忘在大本营了。也就是说，他们只带了一两剂口服的地塞米松，这是一种强效类固醇，可用于治疗高原肺水肿和脑水肿。他们希望，并且也认为自己不需要这种药物，但科里还是忍不住担心，这会不会是会带来灾难的一连串错误的开始。他瞬间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次他差点儿在一次戴水肺潜水的事故中一命呜呼。那次悲剧也是从一个有些类似、似乎不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事情开始的，但后来的连锁反应造成的结果是，他发现自己离水面还有30米，气瓶里却没有任何空气了。
他们的装备里有一顶很小的单层帐篷，两个温标为-7℃（20℉）的睡袋，六天的食物（每人每天2800大卡），一个炉子，几个气罐，一根长80米、直径6.5毫米的绳子，4个冰锥和一些攀岩装备。所有重量加在一起大概有34千克，他俩平分着背。随着天空渐渐由黑变蓝，他们俩一前一后地出发了。他俩没有系绳子，托波在前面开路，科里跟在后面一两米远的地方。他们仅有的保护点就是冰镐，用一根叫做“脐带”的短绳连在安全带上。
东北壁底部的楔形冰雪坡刚开始大概45度，但在他们朝着600米上方的一道冲沟爬过去的时候，坡度慢慢变得陡峭起来。科里和托波也是很不走运，这道坡上覆盖着一层石头一样硬的坚冰，冰上还有15到20厘米厚的积雪，非常容易滑倒，科里称之为“硬壳上的粉雪”。如果雪坡表面更好走一些，他们就可以用法式技巧走上去，也就是在陡峭的冰雪坡上侧过身来走之字形上升，脚踝向下翻转使两腿垂直于坡面，这样冰爪所有齿钉都能踩进冰面，同时用上坡方向的手握住冰镐，把冰镐当成手杖使用。
法式技巧是能快速爬上陡峭冰雪坡的有效方法，但通常只能用在尽管坚硬但还算好走的冰雪坡上，在这种冰雪坡上才有可能把冰镐镐尖扎得足够深，从而成为脚下一滑摔倒时自我制动的手段。但是，在科里和托波碰到的子弹都打不进去的坚硬冰面上，唯一安全的攀爬方式是德式技巧，也就是面朝冰壁，将冰爪前齿踢进冰壁，同时也要努力只靠冰镐镐尖牢牢抓住冰面。但陈年的冰层很脆，镐尖敲击时很容易碎裂剥落。往上每走一步都需要挥动好几次冰镐，才能咬进更结实的冰层中。由于这段冰雪坡只有45度的样子，他们不得不弓起身子离冰面很远才能把冰镐抡起来，给他们的后背下部和小腿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科里这一年的训练就像魔鬼训练一样，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本应少花些时间去打造有氧耐力，而多花点时间去专门锻炼腿部肌肉。他的小腿很快就疼得像要燃烧起来。
太阳升起来时，他们像两只小虫子一样趴在上面的冰海变成了棉花糖的颜色，他们正在进行的浩大工程一下子淹没了他们。科里感觉他们就像骑在大地的一道巨浪上，这道巨浪高高刺入了天空。地心引力拉着他的脚后跟，既让他内心感到恐惧，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很振奋的感觉。他用了自己生命中一年的时间，就为了这一刻。
攀登仍然单调乏味又无休无止，他们也没办法让小腿稍微放松一下，就这样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他们整个上午都以之为目标的那道冲沟。这里积雪更深，表面有一层硬壳。踩穿雪面的硬壳踩出一个坑，他们就能站稳了。但硬壳下面的雪像羽毛一样，非常松软。这种雪面就是所谓的“风积硬雪层”，出了名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雪崩。这层硬壳也非常不结实，他们每走一步，都会像鼓面一样震颤。
走完硬层，他们遇到了一根根亮蓝色的冰柱，从陡峭的岩壁上垂挂下来。有些地方的冰柱直上直下，还不到60厘米宽。这就是科里和托波从2016年首次想到要走这条路线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极端地形，但现在真面对这种地形时，科里却没那么有把握了。这些冰柱让人望而生畏，根据过去的经验他也知道，这会比看起来更难爬。如果冰层像他们在最下面碰到的那样特别脆，爬起来就会特别吃力，也会非常慢。科里看得出来，托波这时候已经迫不及待。他渴望一展身手，但科里不想。他俩简单商量了几句，科里说服托波，他们应该绕过这一段走左边的一道冲沟，到上面再切回来。
到他们成功进入下一道冲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太阳高高挂在头顶，没有风。穿着连体羽绒服的他们开始觉得太热了。像煤一样黑的石块吸收热量化开周围的冰层，像雨点一样从上面落下来，这时这座山也变得好像有了生命。石块中小的有高尔夫球那么大，飞过他们身边时嗖嗖作响。大一些的会有柚子那么大，会尖啸着像炮弹一样向他们打来。
纪录片《珠峰清道夫》（2018）剧照。
他们整个下午都在攀爬，冒着被落石砸中的危险，沿着最容易走的路线前进。晚上7点，他们来到深色石板组成的一道大上坡，上面盖着松散的粉雪，下面的松散石块像拼图一样破碎。他们每走一步，冰爪下面都会蹬下去好多小石块。现在也没有地方能让冰镐成为保护点了，无论谁只要脚下一滑，就只能飞流直下三千英尺（900米），到东北壁底部才能停下了。托波在前面开路，渴望着进入未知地带。科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在亦步亦趋，勉力跟随。托波在一段狭窄的平台那里停住了，等着科里赶上来。
托波问道：“感觉咋样？”
科里回答：“不怎么样。我不喜欢在黑暗里攀爬这样的地形，我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今天可以到此为止啦。”
托波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在正需要踩油门的时候，科里踩了刹车。托波想爬个通宵，这么做实际上很明智，因为并没有合适的地方搭帐篷。现在停下来只会消耗他们的体力，浪费宝贵的时间。现在正是拿出点男子气概、奋勇前进的时候，但科里已经失去了勇气。
十二小时后，这两个人在各自的冰壳里瑟瑟发抖时，阳光慢慢从东北壁顶端走下来，走向他俩惨兮兮的露营地。科里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决定，这次登山就此结束。午夜的时候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了托波，托波当时也同意了。几乎要冻死的这样一个夜晚，也浇灭了他继续往上爬的热情。但阳光终于照到他们身上时，一切看起来似乎又没那么糟了。托波燃起炉子，几分钟后他们俩都坐在阳光里，小口小口地喝着热茶。恢复了一些生气之后，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决定放弃。但四个小时后，他们感觉到了抖抖索索一晚上没睡觉给他们身体带来的损害，也终于认识到爬得越高，只会让他们陷入越大的麻烦。他们掉头了。又经历了七个小时单调乏味又险象环生的攀登，他们摇摇晃晃地走上东绒布冰川，走向营地。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冻伤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又是24小时过去了，他们俩和我们一起喝着茶，舔舐着伤口，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科里说：“我当然还没决定完全放弃这个登山季。”“我也是。”托波说。
话题转向他们这次上山学到了什么，以及下次尝试时他们该如何调整战术。他们会削减装备以减轻负重，他们会只在晚上攀登，因为气温较低就不用那么担心落石了。他们会坚持走雪沟中间，那里的立足点会更安全。但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挺敷衍。我感觉他们已经结束了，也许科里和托波也感觉到了。科里又补充道：“我听说下一个合适的窗口期可能要到6月1日才会出现。”
这下轮到我感到泄气了。我说：“要是下一个空档要等到那时候，那我们就死定了。还有8天呢。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在这儿待那么久。就算他们允许我们在这儿待着，就这么在前进营地坐上一星期，我们也废了。而如果我们下撤到大本营，那也就这样了——他们肯定不会允许我们回到这里。”
特纳的对讲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上面3号营地的消息。山晖公司的“极速攀登”登山队昨天下午抵达突击营地后，当时就做好了同一天前去登顶的准备。但他们的向导担心山上人太多，便决定让这支队伍在突击营地多待一天。他们在帐篷里挤成一团，准备今天晚上10点出发去登顶，然而与此同时，一场威猛的暴风雪也正在酝酿。山体上部刮着狂风，雪下得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每当有人在对讲机里呼叫特纳，都能听到呼呼的风声，以及帐篷的外帐不停拍动的声音。现在看来，“极速攀登”登山队也是赌了一把天气，结果赌输了。我看到科里和托波对视了一眼，是心照不宣的眼神。我想，他们也许正感到庆幸吧，因为自己安安全全地身在前进营地，而不是在“事件视界”上面的某个地方跟狂风暴雪作斗争。
特纳的手机响了一声，收到了一条短信。她从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卡里·科布勒发来的消息，他们的队伍正试图从峰顶下撤。
她说了一声：“坏了！”随后脸上所有血色都消失了。
纪录片《珠峰清道夫》（2018）剧照。
莱茵哈德·格鲁布霍费尔来到第二台阶上面时，大概是下午十二点半，但这里已经排起了队。格鲁布霍费尔估计，他前面有大概10个人，在等着轮到自己走那架梯子下去。他希望不会耽误太久，因为天气正在迅速恶化。过去两个小时他从山顶走下来的时候，原本在下面的山谷里蒸腾的云层已经升上来，吞没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现在雪下得很大，风速稳定在16米/秒左右（相当于七级疾风），而阵风只会更强。加上风寒效应，体感温度已经骤降到-30℃。
格鲁布霍费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看不见了。上山的时候还黑着天，他的雪镜雾蒙蒙的，后来就结冰了。他没办法让雪镜重见光明，只能摘下来塞进背包里。现在他戴的是一副备用的阿迪达斯环绕式太阳镜。这副墨镜在早上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效果很好，但走进在东北山脊上打着旋的冰云之后，每隔几分钟就会结上一层雾凇一样的冰。唯一能把镜片弄干净的办法就是摘下手上戴在外面的连指手套，用里面薄薄的羊毛手套去擦。这样清理了几次之后，他的手指就冻木了。他知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冻伤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被这副太阳镜分了心，过了大概15分钟格鲁布霍费尔才想到：怎么回事？怎么这个队伍不往前走呢？那时候他才知道，排在队伍前面的一名中国女子把大家都堵住了。他知道那个女的是中国人，因为她穿着中国那支登山队所有人都穿着的红色羽绒服。有两个夏尔巴人在冲她喊，叫她往下走，踩到梯子上去，但她吓坏了，就像站在游泳池高空跳台上的小孩子一样，一动也不敢动。只有一条路能下去，但被她堵住了。她如果不行动起来，谁也下不去。
格鲁布霍费尔继续摆弄着自己的墨镜。时间过得可真慢啊。半小时过去了，局面没有任何改观——那个女的还在那儿。人们开始抱怨，有人喊了起来：“老天爷啊，她咋就不走呢？”格鲁布霍费尔回头看了看，他身后现在已经排起了至少20人的长队。兰德格拉夫也安安静静地站在他后面，跟他隔了几个人。他盯着自己的脚，没有动弹。他的蓝色羽绒服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雾凇。
45分钟过去了。
“妈的！走啊！”格鲁布霍费尔喊道。另一些人也开始冲她喊起来。夏尔巴人在拉那个女的，但她不想被他们催。格鲁布霍费尔越来越感到生气了。他想，我没法守住承诺了，我会死在这里的。
随后就在他感觉大家的敌意都已经按捺不住了的时候，他看到那身红色羽绒服消失在岩壁边缘。尽管花了一小时，那个女人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往下踩到了梯子上面。又过了半小时，格鲁布霍费尔才来到队伍最前面。在海拔8600米的暴风雪中，他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现在，他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了。他脱水很严重，感觉嘴巴里就像塞满了皱巴巴的纸。
纪录片《最狂野的梦想：征服珠峰》（2010）剧照。
20分钟后格鲁布霍费尔走下最下面的梯级，开始穿过第二台阶下面那道极为困难的横切，这时他听到后面又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在喊叫，有个女人的尖叫声在其中尤为尖厉。格鲁布霍费尔只能接着往前走，要不紧跟在他后面的人只会被他耽误得更久。他想到了兰德格拉夫，想起他在山顶的时候有多倦怠。他心想，拜托，千万别是兰德格拉夫啊，千万别是他。
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第二台阶上面，有一位来自约旦的27岁女子，名叫多洛蕾丝·谢勒（Dolores Al Shelleh），就排在兰德格拉夫后面。她看到，兰德格拉夫在梯子上往下走了两三步就脱落了，倒吊在路绳上。兰德格拉夫是因为背包坠着他往后仰而掉下去的，他就像背部着地的甲虫一样，四肢拼命挥舞，但就是没法恢复正常姿势。她想，这不正常，他甚至都没办法自己爬起来。“亚历克斯！”她用最高的嗓门大喊起来，想引起她的俄罗斯向导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的注意，他就排在队伍后面，跟谢勒隔了几个人。
几分钟前，阿布拉莫夫叫一名夏尔巴人用短绳带着谢勒下梯子，夏尔巴人便用一根短绳把他和谢勒的安全带连在一块儿，现在他就这样牵着谢勒，就好像在牵着狗绳遛狗一样。但是谢勒想让另一名夏尔巴人用短绳带她下去，因为她更信任那个人，于是她开始抱怨。阿布拉莫夫口气坚决地说：“没关系的，多洛蕾丝，只管下去就是。”附近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俩的对话，所以谢勒开始尖叫时，大家都以为是因为她不敢下那架梯子，就跟前面那个中国女人一样。有些人到现在已经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了。他们身上冷得要命，氧气不大够用了，也完全失去了耐心。暴脾气的开始大发雷霆，有人喊道：“你他妈的怎么回事？”也有人大吼：“疯了吧你？快点给老子下去！”
这时候兰德格拉夫的夏尔巴向导已经移动到下面，正在从下面往上推兰德格拉夫的背包，想帮他回到梯子上。突然，身子折向后面已经大概10分钟的兰德格拉夫停止了动作。他往上看着谢勒，随后眼睛往后一翻，变成了白眼，身体也失去了生气。
谢勒又一次尖叫起来，然后开始大哭。阿布拉莫夫这时候越过几个人来到谢勒的位置，很生气的样子。他还是以为谢勒这么歇斯底里是因为之前他俩起的争执。他用俄语骂着谢勒，同时往下一看，看到兰德格拉夫挂在梯子底下，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兰德格拉夫是用下降器挂在路绳上的，而下降器下方必须有一只手抓着绳子，这样才能控制速度和刹车。他吊在绳子上乱摆的时候手仍然一直抓着绳子，也在努力让自己回到正确的位置。但他失去知觉后，下面那只手松开了，他便往下掉了大概6米，掉到了梯子底部。阿布拉莫夫往下爬到兰德格拉夫身边，跟他的夏尔巴人一起施救。兰德格拉夫倒吊在安全带上，头下脚上。他的氧气面罩已经脱落，氧气瓶也从背包里滑脱，掉到北壁下面去了。他两眼紧闭。阿布拉莫夫晃了晃他，想把他弄醒，但他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他死了。
电影《绝命海拔》（2015）剧照。
阿布拉莫夫想把遗体往下放到第二台阶底部，好把这条路让出来，但这么做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而且还需要几个夏尔巴人一起帮忙，然而他们的客户都在遭受病痛折磨，也都非常需要他们。现在已经快下午三点了，如果他们没法让队伍动起来，可能会有更多人遭遇跟兰德格拉夫一样的结局。于是阿布拉莫夫把兰德格拉夫的遗体绑起来，尽可能将其推到一边，然后便叫谢勒下来。她试了试，但不知道为什么，用短绳连着她的那个夏尔巴人没有动。阿布拉莫夫一看谢勒还是没往下走，便重新爬了上去。他抓住谢勒的腿往下拽，但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身体没法动弹。阿布拉莫夫在下面拽着她，夏尔巴人从上面紧紧拉着她，谢勒又开始尖叫起来，惹得上面的人爆出更多粗口，因为他们没人知道，刚刚有人死了。最后她伸出手，把自己从夏尔巴人的短绳上解开，开始无保护往下爬。到了梯子底下，谢勒不得不拿肩膀把兰德格拉夫往一边顶，这样挤过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就等于是挨着兰德格拉夫的蓝色羽绒服滑下去的。
与此同时，格鲁布霍费尔、扎西和诺伊施米德正在费力通过第二台阶下面那道巨难走的横切。从他们身后那阵乱哄哄的声音很容易就能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诺伊施米德的对讲机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时，格鲁布霍费尔就在他身后。是兰德格拉夫的夏尔巴人。他说：“老家伙死了。那个老家伙死了。”
格鲁布霍费尔扑通一声双膝跪地。他把头抵在岩石上，想着他的这位朋友，想着他再也没法回家和家人团聚了。这一切都让人非常压抑。只能听天由命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格鲁布霍费尔知道，他必须把握好这一时刻，将其转变为积极的、能鼓舞人心的东西。无论如何，他对小老鼠都必须说到做到。他对自己说，不是我，不是我。他一边念叨着这句新咒语，一边站起来，继续艰难地往山下走去。
下午5点左右他走到营地附近时，氧气终于用完了，他也马上发现自己要保持清醒都很困难。他的眼皮开始不由自主地想要闭上，双腿也再也挪不动了。他手脚并用爬完了剩下的距离，一边为自己的生命奋力拼搏，一边不住念诵：“飞去来，公主，小老鼠；飞去来，公主，小老鼠。”
原文作者/[美]马克·辛诺特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