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危难时刻，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率领民生公司以巨大人员伤亡和船只损毁的代价，抢运抗战物资和转移人员，保住了中国工业仅存的血脉；在公司濒临破产之时，他顶住压力，避免民营转为官僚买办资本的悲剧；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毅然向全球宣布民生总部在重庆，将公司毫无悬念地留给了祖国。
郑东琴
勤奋求学 清廉为官
郑东琴（1882年-1965年），四川永川人。幼年家贫，父辈以卖豆腐为生。因勤奋好学，父辈倾力培养。先读私塾，后就读于永川达用学堂，毕业后考入重庆东川书院续读，学业优异，尚未毕业便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郑东琴与吴玉章、熊克武、于右任、黄复生、但懋辛等参加中国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参与民主革命。1907年，郑东琴学成归国，同年7月在上海中国公学执教，随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四川组织反清革命活动。先回到永川创办公学堂，推行新式教育，成立“教育会”并担任会长，同时担任永川等地同盟会负责人，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2月至1910年10月，郑东琴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任教，培养革命人才。
1911年6月，清政府为偿还列强借款，欲将四川民众集资、正在修建的川汉铁路强行无偿收归国有，激起众怒。在同盟会推动下，四川各地掀起了数十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各地反对清王朝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继武昌起义后，重庆、四川等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1912年，郑东琴奉命接管资州政权，出任资州府知事后迅速平定叛乱，及时恢复社会秩序，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建专制的新的地方政府。
因川军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合川地区匪盗横行。1917年4月，郑东琴临危受命出任合川县知事，上任不到半月就肃清匪患，同时大力推行现代教育，建立多所女子中学。郑东琴在合川深得民心，当地乡绅将他的功绩与语录汇集并作《去思录》，刻于县府大堂楹梁上，离任后，合川县人立“去思碑”以彰德政。
1918年6月，郑东琴出任重庆警察厅厅长，兼任督军署顾问，辅助四川督军熊克武治川。1920年，应涪陵驻军和士绅强烈要求，郑东琴就任涪陵县知事。到任后迅速恢复因军阀混战而停课已久的中小学校，倡议征税扶持教育，赢得百姓称赞。1921年至1923年，郑东琴先后担任岳池、广安等县知事。1923年至1925年，郑东琴任顺庆知事，兴办商业，开办新学。1925年，驻渝鄂军为筹集军饷，在重庆发行200元一枚的新铜币，引起物价上涨，市民恐慌。郑东琴再次被委以重任，火速赴任巴县知事，使危机得以逐步平息。
鼎力支持 民生启航
1925年夏，卢作孚等人在合川发起筹组民生公司活动，10月11日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筹集股本2万元，县中士绅是招股的主要对象。由于卢作孚等人缺乏经济实力，又无一定社会地位，因此观望者居多，认股者极少。在筹资恐成泡影之时，卢作孚并专程到重庆拜访求助郑东琴。郑东琴当年在合川做知县期间与卢作孚相识并欣赏其才华，后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时，曾找卢作孚到警察厅做过科员。
此时正值孙中山逝世不久，政局动荡，军阀混战，蒋介石逐渐窃取革命果实。郑东琴已对仕途失望，亦有志于创办实业。因此，他当即表明支持态度，并出面联系各方。合川不少人士敬佩郑东琴的为人和声望，表示愿意认股投资。不久民生公司筹备处启动，卢作孚借了600元路费赴上海订造轮船。轮船造价3.5万元，而招股总额只有2万元且尚未招足，相差甚大。卢作孚只得将已收股金8000元作为定金，先签下合同，其余资金通过回合川增加股本来解决。在原定2万元股额都难以招足的情况下，卢作孚再次求助郑东琴。郑东琴当即借出3000元，并向合川士绅郑礼堂洽借了数千元。同时，又从县教育经费中借出8000元。不久，郑东琴辞官从商，将借出的3000元转为股本，加入民生公司。至此基本凑足了3.5万元船款。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郑东琴为首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章程规定公司股本为大洋5万元，除已收股款近2万元外，其余均系向外拉借，因此大会决议，公司成立后继续招股，以偿外债。新造轮船被命名为“民生”号，7月23日，民生轮正式开航，航行路线为渝合线（重庆至合川）。过去渝合两地间来往困难，“民生”号开航后颇受旅客欢迎，生意兴旺。公司抓住机会继续招股，短短的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招股任务。
攻坚克难 护佑发展
民生轮开航不久后进入冬季，因嘉陵江江水枯落，即将面临停航。卢作孚找郑东琴商量，提议增加不受季节影响的长江航线——渝涪线（重庆至涪陵），解决枯水期民生轮停航问题。由于当时长江航线各段由不同军阀控制，很难打通关节取得航运权。郑东琴又利用早年人脉资源，出面多方协调，为民生公司取得了渝涪线航运权。1927年1月，民生轮开始了渝涪线的航行。同年夏，民生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郑东琴被选为监察。当时，其他轮船公司亏本，唯民生公司获利颇丰，郑东琴抓住机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增加股本建议，当即获得通过。这次实际增加股本7.3万元，公司总股本达到12.3万元。同时，公司决定订造比民生轮吃水更浅的新轮船，使嘉陵江渝合线能全年经营。
1928年春末，上海订造的新轮船开回重庆，命名为“民用”号。“民用”号比“民生”号吃水浅，船身稍大，能全年通航渝合线，民生公司营业收入更为可观。1928年夏，顺庆商人谭谦禄在上海新造的“顺庆”号轮船在开回重庆的途中被扣押。郑东琴曾经在顺庆做过知县，与谭谦禄相识。急困中的谭谦禄求助郑东琴，郑东琴通过各种关系索回了轮船。轮船要回后，谭谦禄邀郑东琴合办轮船公司，二人合作成立了长江轮船公司，郑东琴为董事长。谭谦禄请郑东琴主持经营，郑东琴建议将顺庆轮交予民生公司代管。此时，民生公司正在做添购新船行驶长江航线的准备。因此便抓住机会进行投资，取得代管顺庆轮的营运权，专驶渝涪线。并开辟了长江上游的渝叙线（重庆至宜宾）。后来，谭谦禄因债务问题将顺庆轮出售给民生公司，改为“民望”号。长江轮船公司宣告结业，郑东琴在长江轮船公司的投资则转为民生公司股份。此时，民生公司已有条件扩展业务，调整了经营策略。“民用”号专驶渝合线，“民生”号专驶渝涪线。“民望”号则试航重庆与泸州、叙府、嘉定之间更长的航线。至此，民生公司基本摆脱了开航初期的困境。
1928年冬，郑东琴、卢作孚等决定在重庆江北青草坝建立民生机器厂，一改过去每逢轮船的大修、中修必须开往上海的情况，就地修理轮船为公司减少了不少维修开支，同时还能对外承接修船业务，增加公司收入。同年11月，为解决轮船所需的燃料问题，郑东琴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北川铁路公司的筹建工作。这条铁路沿线煤矿甚多，路通后轮船燃料价格得以降低，保障了民生公司后来的发展。
从1925年到1930年，历时五载，民生公司的企业基础始告奠定，资产总值达到35万元，比创业之初增加了6倍，员工达到164人。1930年，公司召开第五届股东大会，公推郑东琴为董事长。自此，郑东琴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直至新中国成立。为使公司更好发展，1930年公司总部由合川迁到重庆，1931年重新注册登记为“重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民生公司的创立和发展中，董事长郑东琴给予总经理卢作孚极大的支持和护佑，卢作孚曾经称赞郑东琴为“老成持重、支持公司主张”。到30年代初，民生公司在掌握了川江上游的航运后，又向长江中、下游逐步扩展，从此公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民族大义 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逼西迁重庆，并作出了将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大量内迁的战略决策。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当时中国西部地区唯一有效的运输通道只有长江水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9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命脉。
在这场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战略大撤退大迁移中，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全力以赴。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承运了兵工署1.4万吨汉口至重庆的兵工器材后，1938年5月，兵工署又将8万吨兵工物资从宜昌转移到重庆的任务交给了民生公司。民生公司的20余艘货船和租用的数百艘木船，冒着日机猛烈轰炸的危险，来回奔波在凶险的峡江之上。到1939年底，8万吨兵工器材全部运至重庆，有力支持了抗战，保住了中国工业仅存的血脉。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有20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据民生公司1943年的统计，抗战以来仅军运部分就运输各类军需物资器材23.3万吨、部队（含壮丁）211万人，为兵器工业西迁及战时运输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民生公司濒临破产。公司常务董事宋子文以解决民生公司经济困难为诱饵，要求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识破其欲将民生公司由民营资本变为官僚买办资本的阴谋，坚决抵制。面对巨大压力，郑东琴多方奔走，利用自己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身份，联合国民参议会参议员但懋辛等老同学的力量向宋子文施加压力，并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国民政府高官不得违法兼并民营企业为由，对宋子文的阴谋进行抵制，宋子文迫于多重压力才放弃。同时，郑东琴向金城财团和畜产进出口公司求援，协助解决了资金困难问题，终使民生公司转危为安。
抗战胜利后，为拓展发展空间，民生公司董事会又决定又成立太平洋轮船公司，在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均设立民生分公司。1946年4月8日，民生公司与加拿大帝国银行、自治领银行及多伦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用以建造大型轮船9艘，以发展沿海航运事业。
1949年9月，国民党溃逃之际，在重庆市区朝天门堆放汽油、炸弹等军用物资。当时重庆陕西街余家巷内的“九二火灾”已给市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如果再任由国民党进行破坏，人民群众生活将更加困难。郑东琴闻讯后当机立断，派出轮船将炸弹200多吨、汽油数千桶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全部运离重庆市区，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民生”新生 魂归故里
全国即将解放之际，有人曾劝说郑东琴避居香港，将民生公司的黄金、美钞和新轮船转移，郑东琴不为所动。重庆解放之初，郑东琴代表重庆市工商业界并以共产党老朋友的身份，欢迎解放军入城。邓小平、刘伯承、吴玉章等在重庆皇后餐厅宴请重庆市各界爱国人士及社会贤达，特邀郑东琴出席。
1950年3月18日，在卢作孚滞留香港的情况下，为了让民生公司融入新中国经济建设，郑东琴约请在重庆和合川的董事、监察人或他们的代表开座谈会，提出“请政府速将代表中国、交通两行及许多官僚资本的董监派定”等意见。1950年10月，郑东琴在重庆宣布，他本人为民生公司法定代表人，民生公司总部在重庆，是唯一合法的总部，台湾、香港等其他地区的民生公司机构均不能代表民生公司总部。郑东琴的声明和宣告，保证了民生公司不可动摇地留在了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郑东琴被任命为财经委员。
1952年9月，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决定公司总部迁设汉口。郑东琴因年逾古稀，不便离家去汉口任职，任副董事长后留居重庆。1956年，民生公司并入长江航运管理局，实行国营。1950年至1965年，郑东琴以民建、民革身份先后担任重庆工商联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等。1965年7月5日，郑东琴因病逝世，享年83岁。其后人遵照他生前遗愿，于2011年将其骨灰迁葬于永川白塔陵园，并于墓园中树雕塑一座，让其魂归故里、长眠家乡。
(张文龙，作者单位：永川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