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郑青春
回顾2022年，海外环境动荡的背景下，国内受到新冠疫情反复的冲击，经济增长态势仍显疲弱。近期政策层面约束逐渐放松，开启了经济和市场环境修复的契机。
展望2023年，经济恢复态势有多强劲？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何焕发经营活力？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新的动能？居民层面，如何增加收入，提振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新年开局，搜狐财经策划了《2023，看好中国》专题报道，通过对话12位著名财经人士，从不同角度研判新的一年如何重启经济。本期对话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
潘英丽表示，2023年全球仍呈滞胀态势。欧洲因能源与粮食价格的上升，2022全年通货膨胀率将高达8%以上，2023年仍会超过5%。美国通货膨胀有所缓解，2023年下半年陷入衰退的概率会比较高。全球经济衰退态势对中国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应该会是一种弱复苏状态。
对此，潘英丽认为，2023年，稳就业、保民生应该放在第一位。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内循环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应以就业和民生的改善为第一要务。内循环的核心是就业，有就业才有工作收入，才有消费和企业销售，进而才能派生出企业投资，才有更好适应内需的高质量发展。
“就业目标应放在宏观政策目标的第一位。并非所有投资或增长都有创造就业的效果。财政支持的投资应以就业弹性的高低排出轻重缓急。只有创造就业的投资才有增加消费购买力的效果，才有更大的内循环乘数效应。”潘英丽说。
她建议，政府应鼓励降低劳动压力和难度的劳动互补性技术发展，并在劳动者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方面投入重资。技能教育的公共投资不仅可以提升劳动者就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预期，进而刺激短期消费，而且可促进产业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劳动需求的满足，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潘英丽认为，只要政策得当，2023年5%的增长速度是可以实现的。
以下为访谈精编：
搜狐财经：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您如何看待明年世界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形势？全球经济的主基调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潘英丽：2023年全球仍呈滞胀态势。欧洲因能源与粮食价格的上升，2022全年通货膨胀率将高达8%以上，2023年仍会超过5%。在能源供给紧张，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欧央行升息会抑制投资，而节约能源的要求则可能导致减产。欧央行预测2023年欧元区实际经济增长率会放缓至0.9%。
美国通货膨胀有所缓解，2022年10月的数据显示，除房价外的核心商品和服务项价格涨速都有下行，CPI出现拐点。背后推动因素有供给链压力的下降和前期储蓄对近期消费的支撑作用减弱。
相比较，经济衰退正渐行渐近。利率大幅度上升后，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衰退，而企业投资在利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也可能快速下行。在美元相对强势的情况下，消费和出口对美国经济都不具有拉动作用。2023年下半年陷入衰退的概率会比较高。
就地区而言，除亚洲和印度、印尼、墨西哥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PMI指数处在荣枯线之上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陷入荣桔线之下，并且呈现持续下行的态势。发展中国家情况也不佳，连越南这样的东盟新星在2022年11月也陷入了不景气状态。
全球经济衰退态势对中国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已经反映在我国出口数据中。10月我国出口开始轻微的负增长-0.3%，但11月则出现了超预期的负增长-8.7%。发达国家需求萎缩严重拖累我国出口，并影响东盟对我国的进口需求。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则增长收窄15个百分点。
另外，还有数据显示，亚洲对美出口的出发地出现从中国转向东盟的态势。从2022年10月的集装箱运输量看，从中国出发的减少了21%，而从东盟出发的增加了22%。背后的驱动因素可能是美国经济不景气态势导致消费需求转向更为廉价的越南产品，而中美大国竞争态势也使美国进口更多转向东盟。全球衰退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并且出口市场份额也很有可能回落。
搜狐财经： 您如何看待我国2023年的宏观经济，是继续探底、弱复苏、温和复苏还是强劲复苏？
潘英丽：2023年中国经济应该会是一种弱复苏状态。首先，外需会产生明显的出口收缩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
其次，疫情防控动态清零政策的退出对线下消费的激励会呈前低后高的态势。新冠感染峰值大概率会出现在第一季度。公共卫生专家都在劝导居民无事居家少外出。另外老百姓对新冠感染的病症仍存畏惧之心，也会自我约束外出消费和旅游。
估计明年五一长假开始消费会有更强劲的反弹。但中国消费低迷是个长期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第三季度家庭负债占GDP比例已64%，虽然比日本泡沫破灭时低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农民家庭的低负债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比发达国家低十余个百分点，目前城镇居民负债已接近峰值，家庭已经进入主动去杠杆或资产负债表调整阶段。如果就业市场再不景气，自主消费的增长是不乐观的。
最后，投资很难强劲复苏。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还会走低，重资产行业长期存在过剩产能，并因外需锐减而雪上加霜。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代已经结束。卡脖子高新技术的进口替代，则有很多技术门槛和长期的重金投入要求，是个复杂的市场试错过程，也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和约束，切忌地市区县大干快上，造成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传统基建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已低于资金成本，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背景下也是不容乐观的。
虽然二十大后，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间高涨，但实业投资的精细化要求和难度已大幅度上升。除了需要中央给出清单类指导意见，也更需要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做出重大改革，解放思想、打破更多市场准入限制，拓宽民间投资渠道。
搜狐财经：您认为2023年经济应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宏观政策如何进一步发力？
潘英丽：稳就业、保民生应该放在第一位。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内循环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应以就业和民生的改善为第一要务。内循环的核心是就业，有就业才有工作收入，才有消费和企业销售，进而才能派生出企业投资，才有更好适应内需的高质量发展。
就业目标应放在宏观政策目标的第一位。并非所有投资或增长都有创造就业的效果。财政支持的投资应以就业弹性的高低排出轻重缓急。只有创造就业的投资才有增加消费购买力的效果，才有更大的内循环乘数效应。
内循环的核心是劳动市场的循环，即有效率的企业创造就业和增加家庭收入，而家庭完成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更大积累以适应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需要。其中政策应关注的核心是技能与技术的相互适应。
政府应鼓励降低劳动压力和难度的劳动互补性技术发展，并在劳动者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方面投入重资。技能教育的公共投资不仅可以提升劳动者就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预期，进而刺激短期消费，而且可促进产业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劳动需求的满足，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GDP增长不应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应该是经济转型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过了工业化扩张期后，增长速度大概率与发展水平负相关。刻意追求GDP增长可能造成投资泡沫和社会稀缺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及浪费，并错失经济转型的良机。相应，只要政策得当，2023年5%的增长速度是可以实现的。
搜狐财经：今年青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9.9%，2023年如何提高就业？
潘英丽：年轻人的失业是个全球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也不能幸免。如没有得力举措，会成为极大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就如少子、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一样，年轻人失业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物质产品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产量增加所需就业减少。二是去工业化，给劳动者带来更多尊严和高收入的制造业就业岗位随人均收入增长中物质产品消费占比的下降而下降。三是人均收入提高后人们对就业岗位的人格尊严有更多要求，或者说劳动者对工作变得更为挑剔。四是老年人推迟退休，使现有就业岗位对新人的释放更慢。五是教育与职业培训与产业发展需要脱节。六是劳动密集型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缺乏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从而不能创造稳定而有发展空间的就业岗位。
对此，可以有以下相应对策：一、鼓励劳动互补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再鼓励劳动替代性技术。二、中央政府发行长期国债与地方政府一起创设500-1000家专科大学，鼓励现有大学生学习第二专业，成为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领域复合型人才。三是启用留职停薪机制，创设公务员创业基金，鼓励公职人员创设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类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发展滞后的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为年轻人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政府基金可持股1-5%，给服务类企业提供信用支持并派出国有资本董监事进行内部监督。
搜狐财经：今年居民出行活动减少，线下消费受到明显冲击，拖累社会整体消费。明年如何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居民的消费活力？
潘英丽：中央政府可发行国债给底层低收入家庭提供消费购物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也可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商业机构可提供相应促销活动，以达事半功倍效果。另外政府可通过双边谈判方式回购部分闲置的商品房和商务楼，通过改建后提供公租和廉租房之用。通过降低中低收入居住成本释放消费需求。
搜狐财经：投资者和融资端的企业需要把握住哪些机遇？投资者应该如何做好资产配置？
潘英丽：全球进入资产荒时代，中国也不例外。金融机构需要转型，通过借助产业投资动态分析和金融科技手段发现和培育优秀企业。政府则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向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只有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中国才能避免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宿命。只有做强实体经济和实体企业，才有优质金融资产供给，投资者才有可能借助金融机资分享优秀企业和经济成长的成果。
对年轻家庭而言，相对安全和可靠的投资仍是千年不变的生儿育女，多子多福。相信未来20年适应时代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年轻壮劳力是最有前途的。只有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的社会才值得期待和向往。对老年人而言维护健康是第一要务。降低中年压力，满足老人和小孩两头的刚需，应该是很好的生意。消费服务业虽然不创造物质财富，但却是购买力不灭和财富非血缘传承的有效机制。对激活内需，创造就业、维持高水平劳动参与率，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搜狐财经：2023年，我国经济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在哪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我国经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潘英丽：2023年有两个重大事件发生，一是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退出，一是地方政府新班子的形成和积极作为。
我认为，经济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在于新一轮政府驱动的投资可能存在的盲目性和同构化，进而导致经济的碎片化。这是中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大敌。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就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关停并转。这种模式导致改革开放前20年经济的大起大落。加入WTO后由于海外市场的开拓，产能转为出口释放而不再过剩。此种增长模式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
但是地方各级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现在已经严重不合时宜。低水平扩张实际上是与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的。而且在自然资源瓶颈和国际环境恶化背景下，地方政府驱动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成本逐底的无序竞争和廉价海外倾销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海外输送，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在资源出口国主权意识觉醒，稀缺资源国有化和国家组织垄断议价态势下，这种增长模式面临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两头挤压，国内巨型市场规模经济优势很可能因碎片化而浪费。因此，对内推进统一市场，对外推进全球化才合符逻辑，否则对外全球化，对内欧盟化则有违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