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制药曾经也是国内顶尖的“创新药企”，只是已经跟不上时代
2012年7月27日，国家发改委放出一个消息
药品又要降价了！
这是国家发改委成立以来组织的第30轮药品降价，有药品降幅超过20%。这次发改委发了狠招，主要降抗癌药和血液制品的价格。
熟悉中国医药行业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抗癌药领域进口原研品种占据主导地位，进口药往往是单独定价品种。外企在当年进入中国市场时，一次性做高了药价，此后价格堡垒森严，很难降下来；血制品又是常年紧缺，管你降不降价，正规渠道都很难买到。
所以，这一轮降价，从一开始就有点推进不下去的意味。不光推不下去，还赶上了意外。
那年4月，河北爆发“毒胶囊事件”，一些药用胶囊企业为了图便宜，买了衡水一家小化工厂生产的有毒皮明胶，回去加工成胶囊壳，再卖给药厂。
毒胶囊事件，恶劣程度不亚于2018年的长春长生事件。
但发改委降价的消息出来后，舆论风向很快走偏。行业里传出声音：药企之所以会用“毒胶囊”，主要是因为发改委降药价、各地招标唯低价是取，企业为了降成本不惜铤而走险。随后，舆论又开始宣传一些短缺药断供问题，矛头统统都指向降药价。
七八年后，药企坐在集采报价大厅里的时候，不应忘却往事：正是由于当年舆论的鼓吹，集采、价格谈判等一系列举措晚了近10年。
主动参与集采的药企，还算是紧跟风向转得快的。行业里总还有那些转不过弯来的，比如8月底因为断供集采而被国家联采办重罚的华北制药。
当行业变迁的巨轮滚滚向前，跟不上节奏的企业，连被碾过的机会都没有。成立68年的共和国制药长子，很久以前就落后了。
8月13日，在被集采处罚消息发出前，华北制药还在为自己赢下维生素C“世纪诉讼”而沾沾自喜。这个早就没有意义的裁决结果，像极了今天的华北制药：赶不上趟。
华北制药成立于1953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医药行业最缺的就是抗生素，自建抗生素药厂，成为新中国医药领域最迫切的工作。
抗生素在当年决定着人的生死。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人的生存全靠免疫力和运气，皮肤擦伤引起的感染人群中，平均每9个人中会有1人死亡；感染上普通肺炎，10人中有近3人丧命。战争年代，死于伤口感染的战士数量远高于战死沙场的人数。
当时的中国，技术条件非常有限，青霉素的量产步伐比国外慢了不少。建国初期，一支青霉素的价格相当于0.9克黄金。因此，当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展的时候，150多个项目里就有2个是医药项目，华北制药厂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建设华北制药，国家总投资达7000万元以上，还依靠了前苏联和前民主德国的援助。今年到石家庄华北制药大门前，还能看到那标志性的“苏联式”双圆拱形厂门，印证着当年的辉煌。
1958年，华北制药成功选育出我国第一株青霉素菌种，获得了更高的青霉素生产效率。中国依赖国外进口青霉素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回。到1978年，华北制药能生产的抗生素品类达到75种，抗生素总产量也从最初的91吨增加到1655吨。
靠着华北制药，中国曾经贵如黄金的青霉素降到了几毛钱一支，老百姓再也不怕生病感染了。华北制药厂借天时地利人和成立，不辱使命，向全国人民交了份满意答卷。
纵观世界大药企，其研发都是因势利导：战争时期开发抗感染品种；和平年代开发慢性病药物；经济发达后开发抗肿瘤、罕见病药物。只有跟上时代脚步，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但华北制药似乎就止步于抗生素了。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华北制药的发展显地吃力起来。那边的“黑猫”已经抓到老鼠了，这边家养的大白猫还等着主人喂猫粮。
华北制药的市场分额不断被挤占。1995年，华北制药净利润为2.4亿元；四年后，净利润下滑至1.04亿元。2020年，华北制药净利润进一步下滑到9700万元。
如果让华北制药自己来解释，利润下滑肯定是有理由的。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几大原料药生产企业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法门：生产维生素C（VC）。VC是重要的药品原料，但实际上全球最大的VC销售渠道不是做药，而是饲料添加剂。瑞士罗氏制药曾是全球VC行业的霸主。
但1980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院士尹光琳等科学家发明出了“二步发酵法”，使VC产能大大提高。华北制药、东北制药、江山制药、石药集团这四家企业快速应用这一技术，实现了产能的提高。1994年左右，中国产的VC占到全球一半以上。
但是，后面的事情却令人大跌眼镜。“VC四大家”开始打价格战。1991年时，国际市场上VC价格是每千克12.5美元，到1994年就跌到每千克4.25美元，2001年9月时跌到每千克2.8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和人民币为23元左右。
罗氏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自家成本不可能做到“VC四大家”这么低。这一方面固然有技术和劳动力成本的原因；另一方面，VC生产是典型的化工生产工艺，污染极大。当时中国并不十分在意环保。
华北制药等企业以破坏国内生态坏境为代价，压低成本，打起价格战。
2003年，罗氏将VC业务整体卖给了荷兰帝斯曼，但帝斯曼也打不过VC四大家。当时，四大家已经占据全球VC产品85%的市场。
不过，行业里还有另一招手段，那就是反垄断诉讼。
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国外企业有条件利用世贸规则、法律手段来达到商业目的。诉讼一起来，应诉就是一大笔成本，海外市场开拓也势必受到影响。
这就是华北制药在今年8月13日获得胜利的那场诉讼。石药、江山等企业早在2012年前后就交了巨额的“和解金”，换来了撤销诉讼的结果。只有华北制药一家在死扛。
商场如战场，多赢得一年的市场机会，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美国的法律体系和中国截然不同，利用诉讼拖住竞争对手的事件是家常便饭。但华北制药为了“挣这一口气”，白白错过了10多年的市场时机。
十几年后赢得反垄断诉讼，确实提气。但这背后的损失和影响，只有华北制药自己知道。
华北制药是从国家扶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并没有吃过太多市场变幻莫测的苦。因为VC反垄断调查、药监局环保新规等一系列事件，华北制药举步维艰。
2009年8月，据华北制药公告，河北省国资委将华北制药的100%产权整体划转给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
冀中能源是河北省最大的煤炭开采、焦煤生产和煤化工企业，但和医药没有一点联系。河北省国资委的拉郎配，本是希望华北制药能借冀中能源之手脱困。冀中能源也承诺帮华北制药开拓出新的营收增长点。不过10年过去，这场重组并没有为华北制药加分多少。
10年间，华北制药的总营收和净利率波波折折，净利润倒是起色不多。归根结底，造成这场重组不尽如意的原因在于，华北制药一直在吃老本，并没有拓展出新的有力增收点。
分产品来看，虽然华北制药已拓展到抗感染类、肾病及免疫调节类疾病、心脑血管类疾病、维生素及营养保健品类等多种产品，不过其中营收占比最多的，还是抗感染类产品。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华北制药抗感染类产品营收分别占总营收的61.23%、60.09%和47.99%。
之所以持续吃老本，与华北制药内部管理动荡不安难脱干系。2009年，冀中能源重组华北制药时，冀中能源董事长王社平任华北制药董事长；2015年1月，王社平离任，随后接受组织调查。从2015年开始，冀中能源向华北制药派驻的董事长就经常轮换，杨海静、郭周克、杨占国，几乎是一年一换。
2020年，华北制药又一轮离职高潮开启。2020年10月，时任华北制药董事长杨国占辞职；12月，时任公司独立董事马靖昊辞职；2021年8月，就在华北制药集采断供被罚之前，公司高层刘文富、周晓冰和王立鑫辞职。
冀中能源自己也不好过。2009年吃下华北制药时，能源资源类行业正处于景气周期。但很快随着经济周期变动，“傻大黑粗”的煤炭钢铁等就开始走下坡路。2012年5月开始，煤炭价格断崖式下跌，至今都没能完全恢复，冀中能源的日子可想而知。
而就在华北制药处理自身海外诉讼、迎来送往母公司派驻的董事长的同时，医药行业的天都已经换了。
2015年新药审批的改革，助力了创新药企的井喷，成为国内医药企业发展的重要节点。
华北制药曾经也是国内顶尖的“创新药企”，不然青霉素、克林霉素等抗生素是怎么来的？华北制药是有创新基因的，2004年，华北制药开启了狂犬病单抗研发项目；2011年，公司上马了“重组人白蛋白”项目，都是颇具新意的创新项目。
但是，这些品种目前都没做出来，狂犬单抗甚至已经失败。
在这样竞争愈发激烈的市场环境里，华北制药一方面要负担1万在职员工和1万多离职退休员工，另一方面要和百济神州、信达、君实它们比创新，别说冀中能源派来的董事长办不到，恐怕全球没有一个企业领袖能办到。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如果说，此前的公司重组、产品扩张加重了华北制药的内耗，那么这场疫情是将华北制药这张“医药长子”王牌彻底压倒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华北制药2020年半年报，公司在疫情上半年实现营收56.21亿元，同比增长5.42%；净利润1.09亿元，同比增长37.78%。看起来盈利不错，只是这利润并不来自于产品销售，而大多来自于政府补贴以及其他非营业业务产生的利润。
华北制药对市场的轻视，似乎与颇受政府“偏爱”难脱关系。2020年2月份时，华北制药发布了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这则公告下，一名网友评论道：长不大的华北制药，国家的累赘。
华北制药不光业务上长不大，连对政策的把握上也长不大。这次因为对山东省断供布洛芬缓释胶囊，被国家药品联采办点名批评，就是典型的决策失当。
曾经，举国之力使华北制药诞生即巅峰，但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华北制药内耗太多，陷入迷茫；研发基因的缺位、对政府依赖的惯性，都使其对市场的敬畏愈发淡薄。只是大自然里，从来是雄鹰放手，雏鹰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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