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银行首任总办朱邦献
淮安（今淮安区），这座曾经为漕运总督府所在地的千年府城，文化发达、商业繁荣、人文荟萃，物产丰富，虽然于民国初期撤府设县，但似乎往日的辉煌和荣光所积累的底蕴还在，民国之后依然才子能人辈出，此文将介绍其中活跃于银行界的名人群体。
民国时期，有很多位出自淮安古城的中国银行业翘楚，可谓声名显赫，在当年无人不知。
在这个群体中首推大清银行总办朱邦献、金城银行创办人周作民、大陆银行创办人谈荔孙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顾翊群。
其实，除了此四人之外，同样出自于淮安，且在银行业同样赫赫有名的还有很多位，他们一起形成了来自于淮安的一个银行家的群体，成为支撑和影响当时中国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命脉、为近代中国金融发展奠定基础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朱邦献是大清银行首任总办，字虞生，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淮安府城东长街三角桥一官宦家庭，至今故居尚存（现淮安区医院住院部以南一带）。他是淮安人中踏足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先驱者，也是后来淮安人进入银行业的领路人。
大清银行首任总办朱邦献
朱邦献之所以能进入银行业，又达到这样的高度，不妨捋一捋他的人生轨迹。
朱邦献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二岁时中举，选候补内阁中书。后赴日留学，以通晓经济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赏识，被举荐到户部供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朱邦献奉调户部银行视事，此为其进入银行业之始。
次年（1906年）户部改名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现代化银行，为民国初年（2012年）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前身。朱邦献先为大清银行总行理事，后担任总办。
其实，朱邦献还有一兄朱邦伟，与他于同年中举，兄弟同年同科中举，实为罕事，亦为盛事，而且，朱邦伟也同时进入大清银行，并曾与其弟同为总行理事，也算是银行业翘楚中淮安群体的一员。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1884年出生于淮安城内系马桩巷，即淮安府学东侧一条南北向的巷子（一说西长街南市桥）。原名维新，戊戌维新失败后，恐触时忌，改名为作民。他自幼随举人出身的父亲周佩香读书，15岁时（1899年）转入谈氏（谈荔孙家族）创办的东文学馆读书，曾受教于著名学者刘鹗和罗振玉，后在罗振玉的帮助和资助下赴日留学。
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两年后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业生涯。
1917 年，周作民刚过而立之年即创办了金城银行，并担任总经理。
金城银行创办人周作民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使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用三年时间，在华北已获得了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成为“北四行”之一，最终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私立银行。
同时，周作民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市场份额最多的保险公司“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成为后来的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的三大源头之一。
谈荔孙是大陆银行的创办人，字丹崖，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于淮安院东街，至今谈氏宅院仍在，位于漕运总督部院和汉韩侯祠之间。其祖父谈静山在淮创办的“谈氏东文学馆”为我国第一所留学预备学堂，其事可载入中国近代史。东文学馆为淮安培养了很多青年才俊，谈荔孙少年时期亦就读于此。
谈荔孙故居
光绪二十八年（1902），谈荔孙考取南京江南高等学馆，两年后官费留学日本，就读银行经济专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谈荔孙回国后又考中商科举人，并任度支部主事。宣统三年（1911）调任大清银行稽核。辛亥革命后任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
民国元年（1912）年，谈荔孙被聘为中国银行计算局局长，后转任国库局局长，他“外采欧制，内察国情”，建立了一套国库管理制度。两年后又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
大陆银行创办人谈荔孙
谈荔孙感到，任职国家银行“不足发抒抱负”，难以施展自己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想法，渴望由自己创办商业银行，施展抱负，于是广筹资金，于民国八年（1919）在天津创办商业性的大陆银行。在经营策略上，谈荔孙作风稳健，处事谨慎，“事无巨细，悉出亲裁”，稳步开展各项业务，决策须经充分的研究论证，为大陆银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国十一年（1922）年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储备库和储蓄会（上海的“四行仓库”因抗战初“淞沪会战”，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而为大家所熟知）。
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顾翊群，字季高，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其父顾震福为淮安名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顾翊群年轻时在北京大学攻读金融、工商管理专业。民国十年（1921）赴美留学，获纽约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顾翊群即任职于上海银行界。
民国二十五年（1936），顾翊群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同年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赴美交涉白银问题，订立《中美白银协定》，是这次外界活动的功臣。
抗战后，顾翊群在重庆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还兼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等职。民国三十五年（1946），顾翊群任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首任执行干事。
合影中的顾翊群
他也曾著有《危机时代的中西文化》、《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论衡》、《中西社会经济论衡》等书。
顾翊群签字的中国农民银行纸币
在众多淮安籍的银行家中，顾翊群应该是最具备国际背景和视野的一位，同时又担任政府要职，在学术上也有一定造诣，各方面都成就卓著。
但是，从淮安走出去的银行家并不仅仅以上四位，还有多位银行业的佼佼者，他们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才济济的银行界淮安人群体。
对此，后去台湾的淮安人葛锦门介绍得颇为详细——
“此后吾淮在银行界人材辈出，实渊源由于朱氏（注：朱邦献）。谈荔孙氏、许翰卿氏（注：徐福昞），均随朱邦献氏供职于大清银行有年……经谈、许二氏之汲引，周作民氏、何家驹氏、葛筱山氏，得供职于中国银行。迨交通银行成立，何家驹氏出任总经理。谈、许复创办大陆银行，分任董事长及总经理。周氏创办金城银行。葛氏创办盐业银行南京分行及汉口分行，金博侯氏在杭州盐业银行分行经理，谈荔孙氏公子公远任大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葛隶青氏、葛稚衡氏分任天津及北平大陆银行分行经理，田少渔氏任大陆银行总处要职。”
所以，这个群体中还有：
许福昞（1882—1961），字汉卿，朱邦献妹夫。同治十年（1871）进士，生于山东，长于淮安。他曾任职大清银行，后任大陆银行总经理，直至解放后。许福昞还是收藏名家，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拓十卷《淳化阁帖》修内司本，亦即其所藏潘祖纯跋本，被誉为“许福昞本”。
胡振名（1901—1982），字仲文，四岁随父母离开淮安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政经系毕业。他和周恩来是中学同学，一生受他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影响最大。胡仲文为朱邦献女婿，亦长期从事金融业，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盐业银行董事。解放后曾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参事等职。胡仲文抗战时舍命护国宝为其一生之荣耀。当年，荣源与绍英、耆龄等人曾以清宫内金编钟为抵押向盐业银行贷款，日军占领天津后盯上了这件国宝并妄图占有之。在岳父朱邦献协助下，胡仲文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一波三折终于使其免遭被掠夺的命运，并在新中国建立后上缴国家。
杨毓璋（1872—1920），字霁川，为北洋大臣杨士骧（详见拙文：清末重臣淮安名人杨士骧的故居尚在，原来就是曾经的淮安袜厂）的侄儿、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之父，15岁中秀才，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历任赴日本钦差大臣随员、东三省盐务总局会办、天津电报局总办兼电话局局长、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是一位风流才子，但从政经商，样样在行。
田少渔（1904——1997），名鋆，为著名散文作家袁鹰（原名：田复春，曾任全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等职）的父亲，本人亦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尤其爱好格律诗词。他曾任大陆银行总处，也先后供职于天津、杭州盐业银行和镇江江苏省农民银行等。
何家驹，初任职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立后，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葛筱山，初任职于中国银行，后创立盐业银行南京分行及汉口分行
谈光曾，字公远，谈荔孙之子，历任中国大陆商业公司董事兼北京分公司经理、汉口大陆银行经理、后任大陆银行董事、总经理。
金博侯，担任盐业银行杭州分行经理。
葛隶青、葛稚衡分别担任天津及北平大陆银行分行经理。
沈懋勋，任上海中孚银行副总经理。
民国之后，这样的传统似乎还在继续，出身自淮安的还有两位银行业翘楚也值得记录于此文中。
黄仲元，“美华银行第一人”。1929年生于上海，其父黄惠田为淮安流均人，二十年代迁居上海。黄仲元肄业于沪江大学，195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赴美求学，1973年创办全美第一家联邦立案的华资银行“远东国家银行”，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世桢，招商银行创办人。1933年出生于淮安城龙窝巷，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世桢从北京中远集团奉调香港招商局集团，曾任招商局集团董事、副总裁，兼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董事长，在香港供职二十多年，曾为在港中资机构扎根当地快速成长发展，促进香港港航交通产业振兴，以及“香港回归”的平稳过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招商银行创办人王世桢
1987年4月，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伟大、成功的尝试，国内第一家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挂牌成立。王世桢作为招商银行创始行长，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巨大的贡献。
去台的葛锦门还说：
“当时吾淮人士进入中国、金城、交通、盐业、大陆五所银行服务者，不知凡几，有‘无淮不成行’之誉，可谓极一时之盛。
“无淮不成行”，虽有点夸大其词，但有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任职银行业，且其中佼佼者众多，也可谓是难得一见的盛事，值得一书。
我是@云淡风轻轻谈风云，在这里谈天说地，没有主题；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然皆有感而发，力求言之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