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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治日报》报道，最近北京家长赵佩之前给孩子报名的艺术培训机构因资金周转问题突然停课，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未消课时费还有1万余元——这已是近3年来第三次遇见这种情况，总计损失约3万元。媒体调查发现，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价格高昂的“大课包”仍有销售，甚至有培训机构在还有大量家长未消完课时费用的情况下，在各个“老板”之间转包。
非学科培训机构的“大课包”曾经普遍存在。一旦关门“跑路”，家长常常退费无门。为了维护家长合法权益，有效规避风险，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进行规范。然而，经过多次整顿之后，“大课包”不仅并未销声匿迹，甚至依然“野蛮生长”，确实有些尴尬。
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意外。培训机构为了“抢生源”，只要有机会当然会就会大力销售“大课包”。家长在早晚都要交的心态下，为了“看得见的实惠”，也常常默认乃至“主动”选择商家的打包促销手段。既然是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如果监管不到位，就难以有效控制。
作为消费者，家长要理性看待“大课包”。表面上看，“大课包”实现了商家与家长的共赢，其实不然。对于商家而言，让了一点小利得到的是诸多“大利”，可给消费者却带来了不少潜在的风险。如果机构开不下去或者孩子不想学了，就会遭遇退费难。尤其是在“关门大吉”的状态下，要想督促培训机构把原先吃进去的又吐出来，殊为不易。即便打赢了官司，执行也是一个难题，高额学费打水漂之类的哀叹，时有听闻。
因此，家长要清醒意识到这是预付消费，在预付资金没有纳入规范监管的情况下存在风险，预付款越多风险越大。对于所谓的“优惠”要理性看待，切莫一时冲动中了培训机构的“套路”。报道中就提到，在一个近400人的维权群里，家长自发接龙统计缴纳的费用等情况，其中频现大课包的身影，多名家长一次性缴费金额超过2万元，有家长实际缴费金额达4.2万元，如今追悔莫及。
当然，规避“大课包”风险不能只依靠家长保持清醒，监管部门更应该发力，切实落实相关政策。
2021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2022年12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新增了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的规定。
按照相关政策，各地要结合实际，采取银行托管或风险保证金方式，全面实行预收费监管。银行托管重在改变由培训机构单方控制预收费资金的状况，通过将预收费交由第三方即银行进行监督管理，按照培训服务提供进度向培训机构拨付资金，督促培训机构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采取风险保证金方式的，校外培训机构应与符合条件的银行签订协议并报教育等主管部门备案，开立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存入规定金额的保证金作为其履行培训服务承诺和退费的资金保证。
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将有效改变学员和家长在培训服务中的弱势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万一因故关门，培训机构留在银行里的钱也可以用作退费的资金保证。“退费难”和“卷钱跑路”两个老大难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原因，这些规定在现实中却未能很好落地。
有鉴于此，专家呼吁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监管责任，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协同执法的体制机制，特别注意发挥市场监管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加大对违法收费行为进行查处的频度密度，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强制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进行收费。只要构建起完善的日常监管执法机制，何愁“大课包”痼疾不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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